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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在当代美国文坛,J.D.塞林格占有独特地位,一直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本文重点梳理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语言、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谈到了塞林格其他作品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我国学者未能全面考量塞林格的创作,还需要拓宽视野,从更新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入手进一步深化塞林格研究。 
　　关键词:塞林格研究　《麦田里的守望者》　中国观 
　　 
　　享有“遁世作家”之称的J.D.塞林格(J.D.Salinger,1919-2010)于2010年1月27日在其隐居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小镇的家中安然辞世,享年91岁。他隐居长达半个多世纪,但始终坚持“我热爱写作,我只为了我自己而写,只为我自身的愉悦而写”的信念。自1965年起,他虽笔耕不辍,却没有再出版任何有影响的作品。这位离群索居、逃避世俗生活的“文坛隐士”生前身后留下了太多有关他本人和他未公开的作品的谜团。然而仅凭一部惊世骇俗之作享誉文坛的美国作家并不多见,塞林格就是这么独特、幸运,因写作《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1951)而成为不朽。这部短小精悍的作品曾一度被视为禁书,尔后却成为美国中学生乐意诵读之作,而且还足足影响了几代年轻人。塞林格亦凭此书成为美国“被阅读得最多的经典作家”。或许因“此书在美国影响太大,中国对此不能一无所知”,当时的中国虽“处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还是让《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内部出版的方式悄悄面世”(赵振先29)。国内该作品的最早译本为1963年施咸荣先生所译“黄皮书”《麦田里的守望者》,该版本此后几经重印。而塞林格的其它几部作品《九故事》(N/heStories,1953)、《弗兰妮与祖伊》(Franny and Zooey,1961)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Rake High the Beam Carpenters and Seymour:An Introduction,1963)的译本也分别于1987年、2007年和2009年以单行本形式全部在中国面世。 
　　国内塞林格研究始于并始终专注于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侯维瑞先生最早撰文“个性与典型性的完美结合——评The Catcher in the Rye的语言特色”以来,中国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已近三十载。总体而言,新世纪以前,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都不及新世纪之初这十年丰富。近十年来,学者及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并撰文阐释他们对塞林格其它作品的读解,从而使国内塞林格的研究呈现出更全面的态势。 
　　塞林格的辞世不仅激发了更多人对其作品的阅读与研究,同样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整理和反思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对这位传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本文重点梳理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语言、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现有成果,也谈到了塞林格其他作品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我国学者未能全面考量塞林格创作,因而需要拓宽视野,从更新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进一步深化塞林格研究。 
　　 
　　一、霍尔顿的语言 
　　 
　　国内对塞林格的研究始于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语言分析。80年代初,秦小孟先生主编的《当代美国文学》(上册)提及并简要论述了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语言特点。侯维瑞先生1982年的论文更加全面地分析了霍尔顿的语言特色。侯先生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不仅深刻地再现了一代青少年的精神世界,而且还以惊人的准确性与艺术概括性记录了一代青少年的语言习惯”(侯维瑞28)。他在文中从语言学角度、修辞学角度和语法角度考察霍尔顿的语言使用状况,着重透视小说人物在语言运用上所体现的高度典型性和鲜明个性。就语言学角度而言,侯先生强调霍尔顿语言中频繁使用的附着语(如and all,or some-thing,or anything,it really is,it really did,I’m not kidding,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粗俗语与污秽语(如goddam,hell)、俚语(如to shoot the crap,old)、形容词与副词选择上的单调重复又不乏出人意料的用词等,认为这些语言表达都从不同方面使霍尔顿的语言具有了典型性。从修辞角度而言,霍尔顿语言的典型性与个性主要表现在他所运用的比喻和夸张手法上。霍尔顿对比喻与夸张的运用“大多平庸陈腐、落入俗套”,但有时也有“新鲜创造”(侯维瑞33),表明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平庸的迷雾里还能发出闪光”(侯维瑞34)。从语法角度看,霍尔顿犯了很多的语法错误,这些错误既反映了“日常口语的普遍特点”,也是那一代青少年中容易出现的语言典型。文章高度肯定了这部小说的语言价值,认为它“成功地记录了一定时期一定阶层的语言习惯与道德危机”(侯维瑞34)。1994年。李战子从语音(缩音和增音,如don’cha,oughta go,Wouddaya say)、词汇(俚语的选择,如phoney,kill)、句法(口语句型,如like后面带从句,以“Boy”为句子开端的感叹句)和篇章(重复使用词汇、松散句,并以you叙述,从而将读者拉人故事)四方面分析了塞林格这部小说的口语特色,并认为“这一语言特色在塑造霍尔顿这一形象和刻画其性格方面”(25)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罗世平又将霍尔顿的语言与战后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联系起来加以审视。他在赞同侯维瑞先生对小说语言分析的基础上,从相同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霍尔顿语言中的附着语、语法错误、污秽语、俚语是对正统文化的蔑视和反叛,表现出了与美国那个时代反正统文化语言相似的语言特点(50-56)。 
　　新世纪初期也不乏对《麦田里的守望者》作品语言的分析,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冯季庆的“特殊话语标记和语义无差异性——论加缪《局外人》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意义”对作品叙事特征与意义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状况进行的研究。文章从特殊话语标记人手,指出小说中“大量表示折衷立场的词语和语义对应了特定社会的深层结构组织状况和战后社会语言环境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导致的堕落”(120),并指出这部小说“以反英雄为主角批判了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贬值和社会强势话语的虚假性”(冯季庆120)。 
　　从早期纯粹从语言学角度对霍尔顿的语言进行分析到当下从叙事学角度结合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对霍尔顿的语言做更透彻的阐释,反映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求新的努力。 
　　 
　　二、小说主题探究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小说主题为何?这个问题历来是学者与研究者撰文探究的焦点。1988年,虞建华的题为“重演的一幕:悬崖上的人生抉择——谈塞林格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与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危机”一文将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现状与青年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结合起来,深入探讨以霍尔顿为典型的“在理想幻灭精神崩溃边缘彷徨的一代人的心理困境”(67)。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中所谈及的一些问题,例如成长中的困惑、象征手 
法的使用、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主题呼应等等,激发了许多后来者的研究兴趣,引导他们对小说主题或人物形象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例如,王长荣的“童心未泯还是人心惟危——《麦田里的守望者》与《蝇王》的主题比较研究”(1991)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二战后英美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所面I临的问题,指出两位作者通过象征手法(例如“猎人”、“比赛”、“运动”等)表现了不同的小说主题:《麦田里的守望者》表现童心未泯,《蝇王》暴露了人心惟危状况,作者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批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80)。王虹同样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霍尔顿的成长经历折射出“成长的过程就是展示人生悖论、呈现痛苦的过程”(72)。在这痛苦的过程中,成长中的“主人公热爱童年,敌视成年,遭遇挫折和失败后,终于认识到其理想的虚幻性,但最终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孙胜忠,“On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Bildungsroman with a Focus on Twain,Faulkner and Salinger”138)。 
　　霍尔顿执着于童年、抗拒成长,体现的正是小说所要弘扬的“纯洁”主题。韦玫竹的“多维度试析《麦田里的守望者》‘纯洁’主题”一文透过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主人公的年龄特征及该小说在美国青少年文学脉流中的位置,深入探讨了这一主题。文章强调小说的“纯洁”主题被“嵌在了充满过渡意味的多个维度之间:时代背景上美国‘纯洁’情结从有到无的过渡阶段,青少年从‘纯洁’的儿童时代向可能丧失‘纯洁’的成人时代的过渡阶段,美国少年文学脉流中对性的‘纯洁’意识与对‘纯洁’(自然)是否抱有希望的过渡阶段”(58)。刘长江的“叙事·结构·意象与主题的完美统一——评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从-研究小说独特的第一人称叙事策略、围绕“旅行”展开的循环式情节及贯穿整部小说的两个重要意象“麦田”和“红色猎人帽”三方面得出结论:这些艺术手法完美地结合,有效地揭露了成人世界的虚伪与丑恶,体现了主人公及小说创作者对真善美的守望。(94-96) 
　　遭遇成人世界的丑恶、追求童真不愿长大的霍尔顿成了孤独的流浪者,“一个追求有价值的生活而不见容于他的社会”的孤独而痛苦的少年(尹德祥50)。他的形象彰显的是小说蕴含的另一主题,即异化的主题。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田佳的“生存的困惑与抉择——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主题评析”(1994)、罗世平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局外人的形象”(1994)、孔秋梅的“忧患意识:探析《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异化主题”(2006)等等。 
　　“美国梦”是美国文学中的一个恒久主题。学者们同样在霍尔顿身上读到了美国梦。孙卫红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美国梦’的主题表现及其研究”认为霍尔顿对主流文化的核心反叛形式表现为对“美国梦”的彻底否定与反叛;孙二平更认为透过霍尔顿的视角,人们体验了“美国梦”的破灭:人们物质生活富有,精神上一片空虚(59-61)。王荣富则在一个“幼稚少年痛苦地与成人世界斗争”(12)的过程中,看到的不是“美国梦”的破灭,而是霍尔顿所追寻的积极向上、勇于行动的“美国梦”的精髓。 
　　还有研究者从作家半犹太血统的身份人手,从霍尔顿的孤独与流浪中探究塞林格在作品中表现的犹太流浪情结和犹太性。作者对东方宗教的兴趣也使研究者们从佛教禅学角度阐释《麦田里的守望者》。曾祥益认为塞林格是在“通过自己的小说,深层次地展示人物的内心对世界宗教式思考过程中产生的精神矛盾,用超灵验神秘主义的手法,记述了人物走向顿悟的全部精神历程”(90)。尚晓进在“精神危机与自我救赎”一文中认为塞林格为处于精神危机中的霍尔顿实现自我救赎设定了模式,即“以人类的同情和友爱构筑精神复苏的根基,在此基础上,通过禅学的顿悟达到对人生的理解与超脱”(204)。 
　　综观之,国内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题探析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多,而且内容愈益丰富和深刻,为今后这一领域研究的继续开展积累了许多材料和可借鉴的资源。 
　　 
　　三、研究方法多样化 
　　 
　　中国的塞林格研究最初多为通过文本细读进行的研究,但也不乏运用其它理论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章。例如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进行解读的包括:王长荣的“童心未泯还是人心惟危——《麦田里的守望者》与《蝇王》的主题比较研究”(1991)对主题的评析,朱世达的“反英雄与亚文化——美国战后避世时代作家与王朔比较研究”(1994)对作家的创作背景和虚构的人物形象的研究。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进行解读的包括:李明的“浅谈《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心理描写”(1986)、徐劲的“人生的悲剧,悲剧的人生——对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心理分析”(1995)、罗世平的“精神病症情结透视——论杰·戴·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1996)等等。 
　　新世纪后,有更多研究者自觉将多种理论视角运用于文本分析,从而使这一时期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研究更趋多样化。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态批评为研究者们研究该小说主题和塞林格追求“纯净真实、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的理想提供了理论依据。霍尔顿拒斥迂腐的成人世界,实际“寄予了作者对纯真童年和美好自然的向往,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回归童年、回归自然的生态哲学思想”(袁雪生110)。塞林格将霍尔顿刻画成自己的“精神肖像”,通过他在生态失衡的现代社会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正反映了作者本人的生态情结(洪晓28),从中可以窥见作者为何遁世归隐的部分原因。遗憾的是,生态批评至今还只是一种问题意识的思考,缺乏具体而明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因此这些研究问题的角度虽不乏新意,但在具体阐述时并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再则,他们在论述生态批评的概念时也没有为所要探讨的命题建立起相应的认识框架。 
　　解构主义是研究者使用较多的批评视角。张鑫的“不可能之舟上的英雄——论《麦田里的守望者》对英雄原型的解构”指出霍尔顿“出走流亡过程的三阶段:负气离校出走、都市精神追求和退而甘当麦田里的守望者”,实际是对“传统英雄流亡、追寻和终成替罪羊原型的精心解构”(94)。严志军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文化代码的解域与归域”运用解域与归域理论分析主人公对“主流社会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破坏性解域,最终走向一种不确定的归域,希望做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浮游在丑恶世界和美好的憧憬之间”(24)。孙胜忠则解读出了另一个完全相反的霍尔顿,“二元对立的颠覆和文本结构的消解——解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文通过“颠覆文本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因素——天真/经验、真诚/虚伪”解构了霍尔顿的身份,认为他“不是反叛者而是守旧者,不是守望者而是被守望者”(90)。利用解构主义进行的读解还包括阮倩的“‘童贞’观念的初始——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解构主义批评”(2007)、杜娟的“混沌中求索、解构中建构——对塞林格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解读”(2009)等等。 
　　日益风行的叙事学研究是研究者们又一热衷使用的理论视角。较早从叙事学方面谈及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文章是朱琳的“西方自叙体小说发展管窥——从两部自叙体小说谈起”(1996),该文在分析了《大卫·科波菲尔》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两部作品后得出结论,认为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背离了狄更斯自叙体小说的传统,自叙体正经历着“从社会型向心理型,从世态型向心态型不断变化”(106)。新世纪后,研究者沿着前期对塞林格作品进行叙事研究的路径继续开拓,撰写了多篇论文。魏燕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文本依托,分析了作品在语言形式、叙述视角及叙述方式方面表现出的后现代叙事文本的三大特征,即用…低俗’的语言消融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从独特的青少年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打破了权力话语和传统的美学观念;以非人格化叙述的‘无言’搁置了真理和终极意义”(126)。其他研究者有的从叙事者和隐含作者角度分析人物形象,如张桂霞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者和隐含作者”(2004);有的从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以及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角度读解文本,如胡爱华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策略”(2005);有的从叙事技巧角度分析小说的叙事技巧,如刘丹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叙事技巧分析”(2007);还有的深入分析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事策略,如周彦渝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一人称叙事策略”(2010)。上述从叙事学角度对文本进行的读解,使读者从原本看似简单的作品中看到了塞林格高超的叙事格调及写作技艺。 
　　文化批评也是研究者乐于使用的理论视角。朱晓雯的“反叛的一代——王朔与塞林格”(2001)最先提出塞林格在美国社会与文学发展脉络中承前启后的作用;袁小明利用布迪厄的文化理论发表了两篇文章进一步阐释了塞林格的文化立场,即“质疑·抗争·抵制——《麦田守望者》的文化解读”(2009)和“文化场域中的“占位”与“雅趣”生产研究——以塞林格及其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2009);李敏的“霍尔顿的文化意义”(2007)从霍尔顿的焦虑中领悟到“一种醒来无路可走的文化自觉”(119)。此外,对于霍尔顿的反叛,还有研究者从小说与摇滚乐的反抗精神角度,从《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好莱坞电影的互动关系角度进行阐释。这些读解同样凸显了新颖性和趣味性。 
　　 
　　四、国内塞林格其它作品的研究 
　　 
　　国内对塞林格其它作品的研究前期几乎是空白,只有张群在谈小说的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演变时,提到了《九故事》中的《特迪》,认为它表达了塞林格以后所有小说中都体现的“建立在印度教基础上的唯心主义”思想(张群6)。进入新世纪后,这一现象有了很大改观,这一时期的塞林格研究涉及到他所有出版的作品,研究论文不仅考量了塞林格所有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文学价值及其意义,而且还专门针对某一短篇进行阐释。尚晓进的“精神危机与自我救赎”一文探讨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九故事》的主题,认为这“两部作品具有某种相关性和延续性”(197),贯穿其中的共同主题为“塞林格笔下主人公所经历的精神危机与对自我救赎的尝试”,《九故事》“更多地展现了主人公精神劫难后的苦痛和挣扎,更侧重于探讨寻求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与途径”(197)。房定坚则将塞林格与中国文化做比较,认为塞林格想“通过吸收东方文化来解救西方的精神危机”(19),但霍尔顿、西摩及香蕉鱼最终的结局说明,像塞林格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吸收的东方文化和自己所在的西方社会格格不入”(19)。王立宏在塞林格后期所有的小说中读到了“一种强烈的绝望气息”和“深深的死亡情结”(“论塞林格小说的死亡情结”168),西摩的故事是塞林格对生死的一种初期的参悟,特迪的故事又是他对生死的深入思考和彻悟。 
　　塞林格笔下的其他人物身上同样表现出像霍尔顿一样的反叛性。罗豫在特迪、弗兰妮和祖伊身上看到了“受宗教思想感染,起身反叛主流文化”(102)的人物形象,但认为他们的反叛存在着差异:特迪“处于叛逆的浪漫状态”,弗兰妮的叛逆似乎“并不成熟”,而祖伊则“提供了一种回归的、可实践的叛逆道路”(103)。蒋天平运用权力理论和人格理论挖掘这些反叛者最终表现为“疯狂形象”背后的社会成因,即霍尔顿和弗兰妮都受到权力和知识的监视和规训,在逼迫的情形下“完成自我意识的转向,成为现代社会的非我客体”。西摩也不例外,因“受到外界权力的影响而无法自由地表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联系”,最终不得不“将自己依附于外界权威而失去了自我”(103)。, 
　　这一时期专注于塞林格短篇小说研究的主要有王立宏对“笑面人”和朱荣华对“弗兰妮”和“抬高房梁,木匠们”的阐释。王立宏认为,评论界虽不看好“笑面人”,但这个短篇却能以一个孤独的流浪者和悲剧英雄的形象,表现塞林格“深厚的笔力以及深蕴的、不易察觉的情感激流与极强的艺术张力”(108)。朱荣华在其“塞林格小说中的‘萨福…一文中认为,“在塞林格笔下,‘萨福’连同她的诗隐喻的是一个已经失落的美好世界”(23)。她分析了“弗兰妮”和“抬高房梁,木匠们”中“被理性和商业气息浸透了的社会”中无所适从的弗兰妮和西摩,强调这些主人公代表了“作者藉‘萨福’之名,企图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努力:为现代生活创造一种新秩序”(23)。 
　　综上所述,我国的塞林格研究,无论在主题分析还是人物形象的探讨方面,都有了丰富且深刻的研究成果;在理论视角的运用上也有了许多新突破,已逐渐摆脱早期印象式的读解。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塞林格研究还存在着不足。首先,国内塞林格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我们的研究在各方面都较美国本土的塞林格研究滞后。这既有资料匮乏等客观上的原因,亦有主观上创新意识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其次,国内塞林格研究数量虽多,但真正有深度的高水平研究文章并不多见,豆腐渣文章还不少,而且在选题方面还明显存在着重复和跟风现象,具体表现在对语言、主题、人物形象的理解以及在理论视角的运用匕。早在20世纪80年代塞林格研究刚刚起步时,已故侯维瑞先生就曾撰文详细探讨过塞林格小说的语言问题,但新世纪后的一些研究仍在讨论同样的话题,就连举例分析都与侯文完全一致。再则,迄今除一篇优秀博士论文涉及塞林格及《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外,尚无塞林格研究专著面世,塞林格传记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此外,国内塞林格研究过于集中在对其《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论述,缺乏对其创作的整体观照和对其他作品的深入探讨,不能全面认识其语言特色、创作理念和叙事格调等。同样,塞林格作品翻译相对滞后,其《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距原著出版四十多年后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并翻译出版。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学者全面了解和研究塞林格造成了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