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是由一些重要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是指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一）扮演主要角色的关键哲学家；（二）有决定性影响和有分量的哲学著作；（三）重大的理论争论的内容及其结果；（四）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重要历史事件的不可替代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呈现非常明显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复性’，对哲学思想的创造活动，提供了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精神力量；但是，同一般历史一样，思想史和哲学史也经常走回头路，在不可预测的力量的影响下，往往出现多次重复、回归、退后、迂回、旋转和‘反刍’，使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既显示历史延续性的特征，又展现断裂、重叠、偶然性和突发性的特殊轨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哲学思想演变过程中，就其社会基础而言，有两个重要的分水岭：1968年的学生运动和八十年代末发生的五大历史事件：(1)全球化和消费文化的洪水般泛滥、(2)苏联东欧国家集团的垮台、(3)欧盟的扩大、(4)基因工程和电子数码化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5)恐怖活动及突发性社会和自然灾害事件的频繁发生。
如果说，1968年学生运动充分暴露了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总危机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发生的上述五大历史事件，则成为当代哲学理论探讨的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土壤，并把1968年后所显示的西方哲学思想的矛盾及其解决的可能性，具体地在新世纪的人类文化平台上展现出来。
正是在总结1968年学生运动和80年代末的五大社会事件的历史经验之后，西方哲学全面地反省西方传统的根本问题，即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建构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基本原则，使近半个世纪以来，由现代分析哲学、现象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符号论所集中批判的哲学传统，进一步得到全面的更新，也使之从原有的‘主客二元对立 ’模式、人本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约束中解脱出来，重新探索新世纪的多元文化模式的创造可能性。
当然，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探讨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个卓越的哲学家个人的思想创造能力、个人的理论旨趣及其思想风格。在这方面，思想家的个性、才华及其独特性，含有很大的偶然性、神秘性和诱惑力，是无法从社会文化基础的总体角度来分析的。
在当代西方哲学理论探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除了原来属于上一代、并在当前哲学创造中继续发生重要影响的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汉斯·约纳斯(1903-1993)、福柯、德里达、克劳特·勒福特(Claude Lefort, 1924-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海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 )、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 1910-1989)、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迦达默(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保尔·洛朗琛(Paul Lorenzen, 1915-1994)、卡姆拉(Wilhelm Kamlah, 1905-1976)、伊尔丁(Karl-Heinz Ilting, 1925-1984)、库诺·洛朗兹(Kuno Lorenz, 1932-1994)、布鲁门贝尔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庄·弗朗斯瓦·利欧塔(Jean-Fran?ois Lyotard, 1924-1998)、姚斯(Hans Robert Jau?, 191-1997)、哈伯马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米歇·昂利(Michel Henry, 1922-2002)以外，新冒现出来的思想明星，在法国，有庄·吕克·马里墉(Jean-Luc Marion, 1946- )、贾克·达敏尼奥(Jacques Taminiaux)、艾丽安·埃斯古巴(Eliane Escoubas)、马克·里希尔(Marc Richir)、庄·弗朗斯瓦·古尔丁(Jean-Fran?ois Courtine)、约斯琳·贝努瓦(Jocelyn Benoist)、斐利普·索耶(Philippe Sollers, 1936- )、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 1937- )、庄·吕克·南西(Jean-Luc Nancy, 1940- )、柯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贝尔纳特·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 1948- )、阿兰·雷诺(Alain Renaut)、德尼·康布斯纳(Denis Kambouchner)及弗朗斯瓦·拉吕尔 (Fran?ois Laruelle)等；在德国，有彼得·斯洛德岱克(Peter Sloterdijk, 1947- )、米凯尔·特尼森(Michael Theunissen, 1932- )、赫尔斯特(Detlef Horster)、马尔登(Ekkehard Martens)、曼弗列德·李德尔(Manfred Riedel, 1936- )、弗里特里希·卡姆巴尔德(Friedrich Kambartel, 1935- )、施威默尔(Oswald Schwemmer, 1941- )、彼得·雅尼斯(Peter Yanich, 1942- )、居尔根·密特尔斯特拉斯(Jürgen Mittelstrass, 1936- )、阿瑟尔·荷内克(Axel Honneth)、奥德弗里德·赫弗(Otfried H?ffe, 1943-)、乔治·墨格尔(Georg Meggle, 1944-)、汉斯·约阿斯(Hans Joas， 1948-)、克罗尔斯·奥弗(Klaus Offe, 1940- )、阿尔布列斯·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 1933- )、巴基斯(Günther Patzig, 1926- )、图根哈特(Ernast Tugendhat, 1930- )、罗伯特·斯贝曼(Robert Spaemann, 1927- )、赫尔曼·吕伯(Hermann Lübbe, 1926- )、奥多·马瓜德(Odo Marquard, 1928- )及克劳斯·贡德尔(Klauss Günther)等人，而在英、美、加等英语国家，有阿拉斯代尔·麦凯因戴尔(Alasdair MacIntyre, 1929- )、约纳丹·伯内特(Jonathan Bennett, 1930- )、克里普克(Saul A. Kripke, 1940- )、罗迪(Richard Rorty, 1931- )、诺奇克(Robert Nozick, 1938- )、托马斯·纳吉尔(Thomas Nagel, 1937- )、理查德·蒙达戈(Richard Montague, 1930- )、尼克拉斯·雷舍(Nicholas Rescher, 1928- )、约翰·席尔勒(John R. Searle, 1932- )、卓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戴维斯·路易斯(David Lewis, 1941- )、泰勒(Charles Tylor, 1931- )及达尼尔·德内特(Daniel Dennett, 1942- )等；意大利则有吉亚尼·瓦迪摩(Gianni Vattimo, 1936- )、艾柯(Emberto Eco, 1932- )及埃马努尔·舍韦里诺(Emmanuel Severino, 1929- )等。
这一群哲学新秀，大部分可以归纳到现象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分析哲学、新符号论、新生命哲学及建构主义等派别，但也有一部分，例如德国的斯洛德岱克和法国的弗朗斯瓦·拉吕尔等人，拒绝隶属于特定派别，在理论上，既不坚持固定不变的体系，也不原意限制在传统哲学的范围内，宁愿在多学科的‘无边界’领域中游荡反思。他们的大多数，散布在西方各国各地的大学院校、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学术杂志及学术档案馆。在新的世纪内，正是他们，推动或将推动未来西方哲学的再改造和重建运动。
除了人物方面的不断更新，当代西方哲学界还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带有时代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不仅在哲学界，决定了思想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1年12月，法国哲学会(L’Association de la philosophie fran?aise)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法国哲学会在它所举办的纪念会上，总结和讨论了当代法国哲学的主要成果及其基本经验。会上，本届哲学会主席、巴黎大学哲学教授及法国精神与政治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院士布尔乔亚(Bernard Bourgeois, 1929- )，发表了题为〈哲学会的青年时代〉(Jeunesse d’une société)的学术报告，总结了法国哲学会第一个三十年的基本历程及主要问题，然后，大会主席团，委托哲学会副主席圣舍宁(Bertrand Saint-Sernin)教授，向大会提出供大会进行公开争论用的讨论主题草案(problèmes ouverts)，建议与会的哲学家们，围绕这些主题，一方面总结法国哲学近一百年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探讨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圣舍宁教授所提出的讨论主题草案，包括二十个子题，按自然哲学(Philosophie de la nature)、精神（心灵）哲学(philosophie de l’esprit)、行动哲学(philosophie de l’action)和宗教哲学(philosophie de la religion)四大领域进行分类。在展开讨论时，大会更具体地围绕科学哲学、心理学、美学、哲学教育、一般哲学、形而上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道德等领域的问题。最后，大会围绕“这个世纪需要什么样的哲学”(Quelle philosophie pour ce siècle?)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为我们了解法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动向指明了清楚的探测方向。
从法国哲学会所总结的内容来看，当代法国哲学所开展的思想革命，仍然环绕着：（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的思想心灵的内在逻辑；（三）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创造以及伦理道德行动；（四）宗教与科学的问题。这些论题，大致与西方各国哲学界在最近十年的理论探讨主题相符合。
具体地说，当代西方哲学家们主要关怀(1)人文主义的重建；(2)语言与符号及其与当代知识的关系；(3)社会正义与自由平等的关系；(4)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关系；(5)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6)哲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7)日常生活与哲学的生活化。
在2002年的法国哲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许多哲学家提出了对未来哲学发展的深刻意见。他们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和思想，不但是极其复杂，而且也将是高度变动性和灵活性。当代文化对社会整体的干预和改造的效率，达到了令人难于想象的地步；而受到现代文化干扰、改造和破坏的社会与世界本身，也正以不可预测的变化而反过来影响着人的生存；自然也影响着哲学的发展。未来的哲学思想，不仅将同二十世纪的哲学相异质，而且，其变化的速度和变动频率，也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说连人本身，也可以通过生命遗传工程来制造的话，如果说连人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意识，也可以通过生命遗传工程加以设计和改造的话，那末，哲学本身也可能遭受生命遗传工程的全面宰制，变成为可以数码化和程序化的东西。
德国的哈伯马斯在他的最新著作《人性的未来》(Die Zukunft der menschlischen Natur. 2001)中，也指出：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干预下，未来的所谓人性，将不再是真正属于人的内在本质的东西，而是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发出的疑问，只能是克隆人的哲学思维能力及其效果问题。
首先，当代法国哲学，面对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及其在当代文化中的关键地位，特别重视及时地总结科学技术的成果，并在理论上概括出哲学的结论。法国精神与政治科学科学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主席兼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孟德波利亚(Thierry de Montbrial)，在他致法国哲学会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特别强调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学(l’informatique)的重要性。他认为，不能把当代信息学单纯地当作是一种科学或技术，而是一种远比文字本身更复杂得多、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新事物，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孟德波利亚说，信息不想语言文字那样，只是局限于线性表达方式，同样也不是单靠时间与空间的架构而存在和发生运作。因此，信息学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一种‘超文字 ’(hyperécriture)，它一方面具有文字本身所包含的语音和图像的双重关系，另一方面又借助于技术所提供的联结方式，可以在各种文本所构成的 ‘超文本’(hypertexte)之间，进行穿梭和游行表演。正因为这样，信息的泛滥和传播，就好象以往人类历史上文字的出现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文化、思想及社会组织。严格地说，信息的出现及传播，归根结底，关系到人本身及其文化的命运，并由此深刻地改变了哲学本身的性质及表达方式。
更重要的是，哲学还不只是实现了与科学技术的对话，而且还注意到各种社会文化实践和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期望通过哲学讨论，将近现代社会所扭曲化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重新恢复其本来面目，找到其本身活生生的生命运动形式，并在具体实践活动和‘实践智能’中，吸取哲学改造的动力和养料，使哲学的重建获得强大生命力，并由此带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和风格的彻底改造，同时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风格和生活实践模式的改造。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已经不是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此相应的，处于社会上层建筑最高层的哲学，也早已被冲刷下来，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哲学必须重新思考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结构。
许多法国哲学家始终关怀哲学本身的改革，并把哲学的改革事业，当成解决时代危机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 1921- )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典型。
二十一世纪还刚刚开始。我们的未来仍然、难于预料和不确定。如果说，在二十世纪，我们遭遇到危机与进步、倒退与革命相混合的时期，那末，在经历了各种动荡不定的局面之后，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冷静地思考我们人类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二十世纪的经历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思考模式的无能、缺欠和残缺不全。因此，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思考我们自己是否有必要重新调整和重构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各种概念。
另一位对法国未来哲学发展方向给予重视的哲学家，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庄·吕克·南西(Jean-Luc Nancy)。这位年青的思想家在艺术、政治和宗教的探索中，试图找到突破传统哲学而进行全新思考的可能性。他首先不拘泥于已经取得成果的哲学思想及其理论，试图根据二十一世纪人类文化创造的新特点，依据新世纪的具体文化条件，创立一种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哲学思考模式。他最近不但试图在多元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进行哲学思考，而且也走出法国的范围，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进行讲学考查，长期与不同的文化对话。
当代法国哲学家并不打算像预言家那样预测未来。他们相信柏格森所说的话：任何预测，归根结底，只能是限制在经历过的实践经验的范围内。所以，任何预测，只能是立足于人们类似于过去的想法。但是，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哲学家们把重点放在两方面：（一）符号、数码及象征化的未来趋势方面；（二）科学技术的不可预测性本身。
哲学家吉尔博特·霍达在他的《论信号的未来》(Gilbert Hottois, L’avenir du signe)的论文中，重点指出了现代信号不同于传统信号的特征。他提醒大家不要继续以对‘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关系模式对待现代信号的运作。与吉尔博特·霍达一样，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注意到信号、象征的新型特征。米歇·巴蒂在他的论现代科学技术的论文中，一方面强调科学的无可预测性，但又指出这种无可预测性的积极意义。
当代西方哲学还特别重视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哲学本身的冲击，以致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为，未来的哲学，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越出传统哲学的范围，通过与文学、艺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频繁对话，走上‘非哲学’(non-philosophie)的创新道路。目前，各种各样的‘非哲学’，已经以令人出其不意的逾越途径，在‘非哲学化’的方向上，走得越来越远。里昂大学原哲学教授弗朗斯瓦·拉吕尔创建了‘非哲学国际研究会’，使‘哲学非哲学化’的运动成为了国际性的思想创造活动。
哲学的多元化、跨学科化及非哲学化的过程，也包括哲学从男性文化解脱出来的过程。西方女性主义在上一世纪的发展，已经潜伏了新世纪中的女性哲学的兴盛。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去世或逝世多年的一些卓越哲学家，例如，德里达、布迪厄、福柯等人，还由于他们的遗著的陆续发表，促进很激烈的争论。最近发表的德里达著作《论我之成为我的动物》(L’animal que donc je suis. 2005)，为了强调人本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传统形而上学对于人和动物的区别以及由此引申的各种定义的荒谬性，以讽喻形式，套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 Je pense donc je suis)的公式，为他自己的新书题名，不但深刻地启示当代哲学思考的面向，而且也极大地震撼了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心灵世界。
所以，当代西方哲学的演进，在本质上是非单一、非直线、非连续，其内容和形式，并非单靠理性或逻辑就可以弄清楚的。这是一幅多元化而又极其复杂的思想自由创造的生命共同体的广阔展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