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现在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黄金时期，具体体现在：近五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约10%，而CPI增长没有超过4%。但事实上，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却掩盖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资源配置的巨大扭曲。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重蹈日本泡沫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但或许指出危机存在的现实可能，会更加有利。
亚洲金融危机前30年，东亚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奇迹》的报告，将东亚模式作为楷模推荐给发展中国家；然而1994年克鲁格曼发表的文章《东亚奇迹的神话》，却对东亚模式提出质疑。文章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不是靠生产效率的提高。不到三年，危机降临在了东亚国家的头上，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受到重创。
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是内部经济失衡和制度缺陷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看待我国是否存在危机，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阴谋论”，一种是“自身缺陷论”。
二、内部失衡潜藏金融风险
外部冲击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导火索以及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天中国经济潜藏着风险和危机，也是导致外部冲击的条件，但危机的根源还是由于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和缺陷。
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最大风险，且这种失衡还在加剧。大量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就是内外失衡的集中表现，外部升值压力只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的必然反应。失衡的原因之一在于本币低估和汇率制度改革滞后。尽管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央行的干预仍然频繁而强烈。现在采取了小步升值的作法，已经初见成效，但单方面的调整恐怕远远不够。汇率实际上包括了外部真实汇率和内部真实汇率，现在本币升值是调整外部真实汇率的反映。事实上还可以对内部真实汇率进行调整。提高了国内劳动收入、资源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实际上也是提高了汇率。这样既可以解决内外失衡，也可以增加收入，启动内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应当指出，内外经济失衡是与国内经济结构扭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速度是20%，而服务业在 2004年调整之后，增长率才9.32%，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扭曲的。从现在中国的实际来看，制造业是主要的可贸易品，而服务业主要是不可贸易品。这与制造业部门的价格和所有制等市场化改革先行推进、制造业部门更快地获得市场和技术及管理经验以及我国对于外向型经济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医疗、教育、环境、金融、通信、交通等等部门市场化的改革严重滞后，而行政性的垄断现象相当严重。外面的资本和劳动面临着很高的进入壁垒和进入成本，这就扭曲了资源配置。
三、流动性过剩助推资产泡沫
目前，被动的流动性过剩正推动经济走向危机的边缘。过多的流动性不是流向实物投资，造成投资过旺，就是流向资产市场，推动股市和房价过快上涨。现在许多人都将政府管制和宏观调控混为一谈，其实宏观调控主要是用宏观政策来调节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政府管制是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两者有明显区别。如政府管制房价，结果是一方面增大了主管部门寻租的机会，另一方面房价仍在快速上涨。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政府完全承担起廉租房的建设，就是政府拿钱去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第二是要求开发商自有资本达标，否则，银行不予贷款。因为，监管银行行长比直接干预开发商有效得多。这才是真正的宏观调控。
大部分人对股票上涨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政府先是乐见其涨，最近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这从不同监管部门的不同表态就可以看出，印花税调升是一种经济手段，对违规机构的处罚是监管者的责任，现在是加强监管，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的一个好时机。从长期来看，中国股市还会涨，但是这样涨下去对中国股市没有好处。按照现在的结构状况以及现在发展的态势，流动性过剩短期不可能解决，如果进一步积累和加剧，造成的结果不能不令人担心。
四、中国与东亚危机国家的区别
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很脆弱，防范风险和危机的能力严重不足。近几年，中国金融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再加上东亚和日本的教训，使中国的情况与东亚和日本有一些差别，但是金融体系的脆弱，特别是脆弱的银行体系与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那些经济体系相比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的垄断，低利率和高利差政策，使得去年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额的82%，这既不利于银行治理，也不利于提高资金效率，导致银行经营水平低下和创新力能力不足，加大了风险。中国今天跟其它东亚国家有很多不同，但这不能改变潜在金融危机的存在，而只能决定一旦危机成为现实，中国可能与东亚国家发生危机的方式和情况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