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与国内贸易一样，商人都是用自己的脚而不是用书本走路的。经济学家只是窥测其路径才提出和确定一些可通行的原则。最初的重商主义理论就是商人经验的总结。无论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商界捷足先登者择向走出的经验，再由目光敏锐的经济学家加以概括论证而告知天下的，最后由政府作为政策予以支持。当今世界贸易在世界发展多极化、发展模式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同在，自由主义、多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同行这种多面体光怪陆离的背景下，又该如何捕捉它的聚焦点呢？利益至上主义才是世界贸易的最高原则。
一、世贸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
一切经营活动始终都是牟利活动。不论个人、国家、区域、世界，任何经济体都概莫能外。生产是创造利益的活动，贸易是实现利益的活动。在泛市场经济社会，一切商品生产都为市场需求，一切商品需求都有赖于市场供给，市场是利益创造后的变现场所。世界贸易就是国与国在世界市场上互相交换中实现利益的活动。利益是各国进出世界市场的始发动机和终极目的。公元前104～93年中国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景况，其义真是与日俱增，用来描述今天世界市场的万般景象就更显得贴切生动了，这是任何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都不可能有的千古绝唱！
进入世界市场的国家，主要谋求两种利益：
(一)以拥有的绝对优势与相对优势参加国际分工、扩大生产中谋求更大利益
各国经济都有包括资源自然禀赋形成的绝对优势和后工技术等形成的相对优势，从而形成国与国之间生产同种产品的效益差距。历史上葡萄牙具有得天独厚的种植葡萄和酿制优质葡萄酒的优势。英国虽然也可以用人工构造条件来种植同样好的葡萄来酿酒，但投入成本要高得无比，不如用自己的优势产品毛纺织品去换葡萄牙的葡萄酒来得划算。葡萄牙没有生产毛纺织品的优势。于是英葡两国分工扩大生产各自优势产品，然后互相交换，就能达到双赢目的。就从比较利益考量，英葡两国这样安排合作也是很有利的。李嘉图作这样一个假设，英国生产毛呢可能需要100人1年的劳动，如果酿制葡萄酒则需要120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可能只需要80人劳动1年，而生产毛呢却需要90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因此，英国用100人劳动1年生产出来的毛呢和葡萄牙用80人劳动1年生产出来的葡萄酒交换，双方还是有利的。英国比自己生产葡萄酒节省20人的1年劳动，葡萄牙比自己生产毛呢节省50人的1年劳动①。
这种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以他国不能取走或分享为前提的。李嘉图当时就以资本不外移为条件。英国人不愿到葡萄牙投资酿造葡萄酒，葡萄牙人也不愿到英国投资生产毛呢。每一个人自然都不愿离乡背井，带着已成的习惯而置身于异国政府和新法律之下。这种种感情使大多数有产者都不愿到外国去为自己的财富寻找更多有利的用途，而宁愿满足于本国的较低利润率②。虽然李嘉图喜爱资本守土封闭经营状况，表示“不希望看到这些感情淡薄下去”③，但在他之后，特别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全面开放、跨国公司遍布世界各地的状态下，靠这种恋乡感情维系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就减弱了，但除了尚未发挥殆尽的固有优势如自然性资源等之外，还会产生许多新的技术性资源的优势出来。各国产品只要在种类、品质、性能、成本等具有特色优势，就会有世界市场的需求，成为世界分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世界进行生产。为世界生产，财源自然要比只为本国生产要广阔得多。
(二)让人类分享世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
一国的生产力受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力量、人力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各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品品种的特色、多样性、技术档次的差异性、先进性极大。如果一切都要待自己原创性地研究与发展，世界上恐怕今天90％以上的国家都还没有汽车、飞机和现代通讯设备，更不要说家用电器的普及了。完全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世界贸易的最根本意义在于它是世界不断研发和普及科学技术的推动器，是人类分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大会餐。虽然“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普及和分享都是要代价的，但这种代价比之于自己再原创性研发投入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世界市场的最大功能与贡献。
自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其论文《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提出资源稀缺性和经济学应当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使其产生更高效益问题之后，稀缺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学长盛不衰的经典话题之一，并认定市场配置是最有效的途径。1992年我国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确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也就因为认定市场经济体制比计划经济体制能更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现在看来，不论哪一国，实行纯粹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纯粹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都达不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标。盲目扩张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低效率的生产不足的现象，不仅历史上曾周期发生和严重存在，就是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弭，局部的还相当严重。自发地侵犯性滥用，导致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大量消耗，使地球不堪承受，有许多资源已灭绝和濒临枯竭。我们实在不能把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绝对化和夸大化。世界的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市场机制并不是有效配置资源的绝对的唯一的机制。否则就不能解释市场的失灵问题。
二、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是为同一利益的两种政策
世界贸易的本义应是各国自由参与世界分工、合作，以达互补、共赢之目的。如果各国都孤立地各自生产各自消费，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达程度恐怕至少要退后到500年前的水平。可是有世界贸易以来，发达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就占主导地位。对外贸易的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最先都是资本主义母国英国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的不同政策。手法有别，宗旨不变，都是为了英国民族的利益所系。
以重商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保护主义，其明目张胆地民族利益追求是显而易见的，如英国政府以特许制鼓励商人对殖民地进行垄断和掠夺性的商业活动，以“谷物条例”的高关税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以“航海条例”规制到英国贸易的外国货不得用第三国的船只运输，还以“用款法”规定在英国做买卖的外国商人不能把在英国取得的钱带出境，必须用来购买英国货，以“侦查法”派专人“ 接待”外商，严格规定和严密监视其居住和经营的场所，详细记录他们的经营活动和交易额。相比之下，自由贸易政策自然是个大解放，再没有那种赤裸裸的牟利劣迹了。
但同样众所周知，亚当·斯密也是以利益机制来说服和推动英国政府接受“自由放任”主张的，通过列举事实说明现在实行自由贸易对英国更有利！如当英国对法国贸易出现逆差时，英国对法国物美价廉的细竹布、葡萄酒等商品课以25％的高关税，限制进口，而对德国等的商品只课以5％的关税。斯密认为这样做，就从重商主义的原则来说，也是不合理的。用同样的钱可以向法国购得更多更好的布和酒，即使贸易差额对法国有利，对英国也比向其他国家购买更有利。虽然从法国输入商品的价值会大增，但因为法国商品价格低廉于其他国家的同种货物，全部输入品的价值是必然会减少的，而且可以将物美价廉的法国货做有利的转口贸易④。不仅对邻国贸易如此，对殖民地贸易独占专营的结果，对人民大众也是“有损无益的”⑤。一方面限制了殖民地的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使英国资本更多地投入远途运送贸易，限制了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像人体一样畸形化。造成外贸这个血管过大而产生紊乱与不安全。“殖民地贸易的独占，迫使过大部分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种贸易，这似乎就完全破坏了英国一切产业部门间的自然均衡。”“英国在现今状态下，有些像一个不健全的机体，其中有些重要生理器官长得过大，以致容易发生许多危险的疾病，那在各部分发展比较均衡的生理器官是不常有的。人为地造成的一个大血管过分的膨胀，并迫使过大部分的产业与商业流入这个血管，这样这大血管要是略有停滞，就会使全部政治组织陷入最危险的紊乱中。英国人民对于母国与殖民地决裂的恐惧，超过了他们对西班牙无敌舰队或法国侵袭的恐惧。”⑥ 相反，那些实行开放门户并允许自由贸易“配称为自由港的都市”，“不但不因此种自由贸易而灭亡，而且因此致富。”⑦ 不晓之以利害，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哪会更弦易辙，接受自由放任的！
可见，历史上的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以固守和扩大本国民族利益为宗旨的。不过自由贸易论者都带有世界主义色彩，说明自由贸易对世界都有利。亚当·斯密认为伴随世界各国广泛的自由贸易的发展和互相传授知识及改良技术，“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与实力”和“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就会来临⑧。李嘉图也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会得到好处，“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⑨ 世界主义始终是贸易自由主义的旗帜。可是这面旗帜后来成了西方列强侵害他国利益乃至主权的遮盖布。在亚当·斯密之后的19世纪上中叶，英国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就是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疯狂贩卖鸦片，成为英国财政的重要财源之一。1856年从鸦片垄断贸易得到的收入就等于英政府总收入的六分之一。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⑩。在叙述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史》中，马克思说明英国总是牢牢控制着鸦片毒品的生产和买卖，并因此指出：“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11) 现在看来，不论过去和现在，世界上没有完全的真正的“自由贸易”。针对今天的自由贸易，克鲁格曼说，只有“为数极少的国家真正做到自由贸易。香港可能是唯一的没有关税及进口配额的经济区。”(12) 这是实话。
三、新保护主义重利不重理
全球市场经济崇尚自由原则，相互尊重，友好往来，让各国、让世界自由发展，任何一国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而现实离这个自由境界尚远，某些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总是控制在强国手里的网，制约他人而不制约自己。对发达国家来说，外贸的最好模式是自家独守保护、全球为我开放自由的单边主义。可当代任何一国实际都做不到。唯有的可能，就是尽可能发挥自己经济实力的导向作用，在充分享受贸易自由中也搞点贸易保护，强守本民族的特殊利益。于是，当代世界贸易史上没有完全的自由主义和完全的保护主义，总是两者兼而有之，有所为主罢了。当今是以自由主义为主兼而有保护主义的贸易格局。
世界贸易组织(WTO)无疑是贸易自由组织，成员国无疑也都是贸易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和崇扬者。照理，成员国尽可照章办事，相互间进行平等地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不会有准入壁垒的摩擦。可是，世贸组织同任何经济组织一样，都是动态的利益关系的平衡组织，成员国基于本民族的利益，相互间保护反保护的矛盾与争端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永续不断，有时还相当激烈。在快节奏、高效率运作的现代世界，世贸组织近两回合谈判的低效率，就显示其同床不同梦、同舟不共济的状况。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的矛盾始终是阻碍世贸组织高效运作的大坎。
贸易保护与反贸易保护都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不能绝对肯定与否定。暂且不论是非，不妨先把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保护形式作个表述。
(一)经济的自我中心主义。这在强势经济体的成员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它们在制定自由贸易规则、协议、原则和在评估、仲裁等谈判中有较大的话语权，竭力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拉动和作出决定。“多哈回合”的主题是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主要是工业品、药品)减税准入、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以扩大151个成员国间的自由贸易问题。美国是世界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国，“多哈回合”开始的2001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值就有535亿美元，占美国出口贸易总额的7.5％。美国农业除技术先进外，还有政府的高额补贴，有明显的出口优势。美国想通过“多哈回合”谈判，削减或取消成员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特别反对欧盟对美国农产品征收关税。欧盟、巴西、印度等提出削减和取消关税必须以美国放弃对农产品的高额补贴为条件。欧盟虽然对农业的补贴力度也较大，15国时每年补贴300亿到400亿欧元，但补贴水平只及美国的70％左右。欧盟绝不会同意美国单方面的要求。但欧盟与美国在非农产品削减关税的立场一致，最高税种不得超过15％，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坚持最高税率只能降至30％。最终美国不同意放弃农产品出口的高额补贴，美国和欧盟不接受发展中国家对非农产品准入税率要求，5年多的谈判未能达成消除贸易壁垒的协议。美国与欧盟的矛盾，五分之一的发达成员国与五分之四的发展中成员国的反向努力，如果互相不妥协、不让步，要泡汤是必然的。
(二) 经济爱国主义。其内涵一目了然，并不新鲜，创意在直言不讳，明说政府对经济实行必要的保护性干预是爱国的表现，并非不当。这是正名的新保护主义概念，堂而皇之，不用躲闪。其发源地是法国。2005年7月，美国百事可乐公司对法国达能食品公司要实施恶意收购，引起法国社会极大反响。普遍议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没有自己的著名大企业，就会丧失国家的经济声誉和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法国总理德维尔潘接受国会议员贝尔纳·卡拉永首先提出的“经济爱国主义”理念，制定一项新法案，保护能源、钢铁、金融等 11个有关国家安全的部门不受外资控制。其中有法国最大的40家企业中的10家。除了2005防止美国百事可乐公司收购达能公司、2006年1月防止印度米塔尔钢铁公司收购阿赛洛公司外，最有影响的是2月又在欧盟内部成功阻止了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兼并苏伊士公司的计划。法国政府得知后立即强令法国燃气公司与苏伊士公司合并，使意大利公司无法实施兼并计划。法国的行为虽然违背投资自由原则，也遭到意大利的强烈反对，但是能得到法国民众的普遍支持。许多国家虽然没有打“经济爱国主义”的旗号，实际也都这样做，如美国，2005年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要出售。因为该公司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产量主要在远东地区，于是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表示有收购意向。几次竞购报价，都压倒竞争对手美国雪佛龙公司，最后一次以现金每股67美元、总价185亿美元压倒雪佛龙的 180亿美元。可是美国国会41名众议员竟以“这将有助于中国垄断石油供给，通过破坏美国石油供给，通过破坏美国的能源来源和经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为由，联名阻挠。美国国会最终支持雪佛龙以低于中国公司的报价收购。2006年美国国会同样阻止阿联酋的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收购P&O公司(总部设在英国的铁行轮船公司)属下的5个美国港口。2006年2月，迪拜世界港口公司以68亿美元收购P&O公司，从而获得该公司在全球21个国家51个港口的业务，其中5个是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的集装箱港口。虽然收购前经过美国外资审查部门批准，但屈服于美国国会的压力，不得不以10亿美元返卖给美国的一家保险公司即美国国际集团。
(三)以补贴减税奖励出口，以配额和“反倾销”限制进口。这是新保护主义最常用的手法。政府出口补贴，与出口产品成本降低和增强价格战中竞争力成正比，补贴率愈高，竞争力愈强。补贴使出口产品价格扭曲，损害进口方。倾销也属于不正当竞争，违背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的公平竞争原则。因为倾销是企业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产品，必然会对进口方相关产业造成伤害，于是为世贸组织所禁止。进口方对倾销行为可以立案调查，采取反倾销措施，征收反倾销税、配额进口等。可是有些成员国为了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就滥用反倾销措施和配额限制，无中生有地构捏材料和根据加害出口方。
凡此种种的新保护主义同样说明，世贸组织绝不是世界贸易的自由平等大同。它的零关税目标只不过是将各国的贸易内海公海化，扩大渔利范围。而在公海中捞鱼最多的肯定是少数几个拥有大网的强手。
四、处在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压力下的中国对外贸易
在贸易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并行的利益格局下，中国在世贸组织里要承受两种压力，即承受给其他成员国日益扩大的贸易自由压力，承受来自其他成员国新保护主义歧视性的“反倾销”压力。为此，中国必须相应增强承受能力和抗诉能力。
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增长成本，扩大效益型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树立高效益型经济体的形象。
一个国家的富强，根本是要靠本国国民的劳动创造。这一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已说明了。斯密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13) 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就从价值考察，一国的全部价值也是国内劳动创造的，外贸顺差也不会增加一国价值。他说：“对外贸易的扩张虽然大大有助于一国商品总量的增长，从而使享受品总量增加，但却不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价值总额。一切外国商品的价值既然是由用来和它们交换的本国土地和劳动产品的数量来衡量的，所以，即使由于新市场的发现而使本国一定量的商品所能换得的外国商品数量增加一倍，我们所得的价值也不会更大。”(14) 现在的世界贸易比他们时代是要发达得多了，但这个道理还是对的。各国的富强同样都要靠自己国民的努力。另外，现在世界和过去也一样，讲理又不讲理。讲理，是常常开会；不讲理，是常常谈崩了。最终还是实力对话，实力对决。所以，中国必须从根本上尽快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最可引为自豪的就是两点，一是GDP年平均增速世界第一高，9％以上；二是经济总量GDP和某些产业个量如钢铁等世界排位提升很快，名列前茅或世界第一。但这都是投入型高成本的增长，主要靠固定资产的高投入和能源的高消耗。每年的投入都以上一年的GDP为基础。近5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量占GDP的比重如下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和增长率明显加大。2006年上半年经济增长10.9％，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而万元产值能耗比去年不降反升，升高0.8％。大投入高消耗拉动的增长方式仍然没有转变。增长方式不转变，意味着增长成本太高，产量大而效益低，外贸的自我环境就欠佳，缺乏高效益型经济体的威慑力量，容易被歧视。
第二，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和价值。中国目前出口的产品最大宗的是劳动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型产业的非农产品和农产品，如服装、鞋类、彩电、自行车、打火机、玩具、蜂蜜、菠菜、大蒜、大葱、水果等。因此工资成本低。一般工资只及发达国家的1/20左右。据日本通商白皮书的材料显示，亚洲地区的劳动工资只占产品价值的比重4％，而中国更低，只有3.5％。因此销售价格十分低廉。如鞋类，欧盟市场上中国鞋平均每双是2.15欧元。出口的服装单价仅为发达国家的1/3，毛纺产品是英国同类产品价格的1/8、意大利的1/5。这些产品的出口，不过是用劳工的血汗换几个小钱而已，绝不可能像欧盟所说的以挤垮对方产业谋求垄断超额利润为目标，实际也做不到。可是如此低廉的价格，就容易让人产生倾销联想和怀疑。在中国参加世贸组织5年以后，欧盟竟然还有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竟用巴西鞋业的劳动工资作尺度比对中国鞋业的出口价格，硬说中国政府对出口鞋有补贴，伤害他们的鞋业发展，提出要加征19.4％的反倾销税。中国参加世贸组织以后，竟成了歧视性“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每年增加20次以上，到目前已有600多起反倾销案，其中欧盟49起。钢铁、彩电、自行车、家具、服装、皮鞋、打火机等都受到过或正在受到打压。这对中国是很不公正的。虽然世界上不乏有识之士出来主持公道，为中国抱不平，如2006年7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现在是该停止对中国反倾销的时候了，因为反倾销的经济学原理是站不住脚的，反倾销措施只依赖于不透明的操作流程和不公平的操作手段，采用第三国替代商品成本就发起反倾销调查，这样的成本估量是必然带有主观性和不精确性的。在保护主义者歧视性的反倾销面前，一方面中国要奋起据理应诉抗争，另一方面要增强商品反倾销力量，如鞋类可以修改工艺，变换款式，适当提高出口价格，增加劳动工资。与其给贸易歧视者交“反倾销税”，不如给自己的职工适当加点工资。
第三，要建立严格的出口产品制造资料的管理制度，包括企业基本情况、生产工艺流程、成本核算、原材料采购、产品出口以及公司运作等等资料的保管制度，以备“反倾销”应诉之用。
2001年，美国政府启动2001条款，对中国、俄罗斯、西班牙、德国、卢森堡、南非、意大利和我国台湾出口美国的结构型钢进行反倾销调查。其中马鞍山钢铁公司涉案金额为3000多万美元，美国对其出口的H型钢的成本以第三国印度米塔尔钢铁公司的成本为替代成本，倾销幅度定为159％。马钢对自己产品的成本真实性胸有成竹，非常有把握，并保存有完整的非常详细的各种原始资料和凭证。因此运用WTO规则，积极应诉。一方面准确无误地填写了长达1万多页的调查问卷，并聘请美国律师，邀请和配合美国商务部专员来马钢实地调查。2002年5月最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胜诉，美国商务部不得不作出税率为0％的裁决，成为中国参加WTO以后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
注释：
①②③⑨(14)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3～114、115、115、113、108页。
④⑤⑥⑦⑧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44～46、511、175、69、195页。
⑩(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29页。
(12)保罗·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
(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