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姚贾是中晚唐之交继韩孟、元白之外的又一重要诗坛势力的代表。姚贾与韩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姚贾在“穷苦之言”的歌咏内容、以丑为美的审美心理、苦吟励炼的创作态度、奇峭瘦硬的风格体貌、标新立异的开拓精神等方面均受韩孟的浸染。姚贾可以说是较为系统地继承了韩孟诗的精粹，并使韩孟所开创的事业得以发展和延伸。但姚贾的种种努力和变革又使姚贾诗歌最终形成了独有的质性，自成一家法度。
姚贾与韩孟诸人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以至于有些学者将姚贾同列为韩孟诗派之余绪，或将贾岛视为韩门弟子，或以苦吟诗人、怪奇诗派等论列二人，以上诸说虽多有可商榷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姚贾与韩孟诸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非独姚贾，相对于韩孟、元白这样的大家，中晚唐之交的众多诗人总是能或多或少地浸染上他们的习性，受其恩泽或束缚，能否善加利用而别开生面那就全靠自己的胆识和机遇了。
一
贾岛最初是以诗僧无本的身份拜谒韩愈的，以韩愈、孟郊这样矫激进取的性格，一见这位诗思卓越的僧人便欲引为同道。在韩孟二人的鼓动下，贾岛还俗，从此走上了一条血泪交织激愤难平的应举求仕之路。贾岛结识韩愈、孟郊是其人生道路的根本转型，这一事件是贾岛的大幸或者叫大不幸。所幸者，一生的艰辛历程与内心折磨成就了贾岛的诗歌；所不幸者，诗人饱尝世间酸楚，终其一生也未实现理想，身心俱疲，郁郁而终，就其人生来讲，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贾岛虽为僧多年，但时事的激荡、功业的梦想和对才华的自负终使其疏远了禅家佛理，儒家的事功思想占据了他的心灵，虽九死其犹未悔。贾岛与韩孟一样，也成为了坚韧执著的追求者。“日日攻诗亦自强，年年供奉在名场”（姚合《送贾岛与钟浑》），贾岛自元和七年（812）定居长安开始应举求仕直至开成二年（837）坐飞谤责授长江主簿，蹭蹬科场凡二十五载，从三十四岁的壮年到五十九岁的残年，可以说一生精力尽于斯。长安求仕时期，贾岛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拄杖傍田寻野菜，封书乞米趁时炊”（张籍《赠贾岛》）、“尽日吟诗坐忍饥，万人中觅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犹卧，驴放秋田夜不归。”（王建《寄贾岛》），从这些友人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饥寒困顿而又吟诗不辍的诗人形象。贾岛的诗中也有许多描写其生活状况的，如《朝饥》：“市中有樵山，此舍朝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要见白日，雪来塞青天。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饥莫诣他门，古人有拙言。”《斋中》：“所餐类病马，动影似移岳。欲驻迫逃衰，岂殊辞绠缚。”尽管如此，贾岛依然对所爱矢志不渝，做着一朝成功的梦想，“夜长忆白日，枕上吟千诗。何当苦寒气，忽被东风吹。冰开鱼龙别，天波殊路岐。”（《枕上吟》）但现实是残酷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在刻苦吟诗、频繁投献、屡经磨难之后，这种不平必然化为一种激愤，“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病蝉》）贾岛作诗痛斥当道者，这种做法的后果是贾岛被认为性狂行薄，故遭受打击与平曾等十人被逐出关外①。又《本事诗?怨愤》载：
贾岛（应为裴晋公度）於兴化凿池种竹，起台榭。时方下第，或谓执政恶之，故不在选。怨愤尤极，遂於庭内题诗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后，荆棘满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恶其侮慢不逊。故卒不得第，抱憾而终。②
后人对贾岛最后的遭遇始终不得其解，以为授长江县主簿不应为责授，于是产生了种种的猜测③。其实《唐摭言》记载得很清楚，即“无官受黜”，晚唐温庭筠亦是如此，其实就是将这些不讨人喜欢的家伙请出京城遣送于蛮荒之地，以求少生事端的一种安排，在用九品微官打发你的同时，也就永远地取消了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的机会。“自嗟怜十上，谁肯待三徵?心被通人见，文叨大匠称。”（《即事》）屡战屡败的贾岛依然信心十足斗志昂扬，这与韩愈的“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送杨少尹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21）、“自进而不知愧”（《后廿九日复上书》，《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16）的进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贾岛以病鹘自喻：
俊鸟还投高处栖，腾身戛戛下云梯。有时透雾凌空去，无事随风入草迷。迅疾月边捎玉兔，迟回日里拂金鸡。不缘毛羽遭零落，焉肯雄心向尔低。（《病鹘吟》）
抗愤不平之气浮于纸上，有一种愈挫愈奋的昂扬姿态。“一卧三四旬，数书惟独君。……身上衣蒙与，瓯中物亦分。”在《卧疾走笔酬韩愈书问》中在感谢了韩愈的关心与照顾之后，更是鲜明嘹亮地表明了心志，“愿为出海月，不作归山云。……欲知强健否，病鹤未离群。”《早蝉》一诗则表明了虽光阴蹉跎但不怨天尤人的情怀，诗曰：“早蝉孤抱芳槐叶，噪向残阳意度秋。也任一声催我老，堪听两耳畏吟休。得非下第无高韵，须是青山隐白头。若问
此心嗟叹否，天人不可怨而尤。”从贾岛身上我们可以依稀看到韩愈的身影，听到孟郊的口气。韩退之也有着近十年的应举候选生涯，“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岂可望，一亩之官岂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固，得其所者争笑之……”（韩愈《上宰相书》，《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16）韩愈更大的磨难来自于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韩愈一生在仕途上四起四落，两次被贬斥于岭南，而因谏迎佛骨一事险披杀身之祸。而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为改良社会殚精竭虑的品行及从其内心深处生发出的动力支撑着他，弹劾奸佞、抵制宦官、谏迎佛骨、抗颜而为人师。韩愈仕途的顺达在于天下不能缺少这种人，无斯人，大厦将倾，而韩愈的屡遭打击则说明了他的不合时宜，这种人太少，而且公心太甚，必定与那些满怀私心贪图享乐的大多数格格不入，与大多数士大夫的独善、退隐、享乐的所谓高情雅致也大相径庭。是以像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之类的政客大行其道之时，对于裴度、韩愈、李德裕这样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家动辄得咎处处艰辛就不足为怪了。韩愈的斗士精神一生都激励着贾岛，使其虽饱经磨难却终未放弃理想。韩愈可以说是贾岛追慕的偶像，但贾岛一生却未如韩愈般有机会。贾岛与韩愈之间的情感是真挚的，韩愈被贬潮州时贾岛曾有诗相寄：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寄韩潮州愈》）
感情深沉，将沉痛抑郁的心情融于奇险衰残浓厚苍劲的意象组合当中，这种以特殊意象传递情感的方式，是诗人之间的心语，以韩退之之心有灵犀，自可不待言而自明。韩愈对贾岛的扬谕也是热情的，《唐诗纪事》卷四十载：
岛为僧时，洛阳令不许僧午后出寺，岛有诗云：“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韩愈惜其才，俾反俗应举，贻其诗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由是振名。
退之俨然视贾岛为自己与孟郊所开创事业的接班人。酷暑的另一面是严寒，天道如是，积郁于胸中的烈火若长时间得不到平息，任何人都会被灼伤，韩愈与贾岛在炽热的追求之后，面临的必然是这种对郁结不平情绪的疏解，在这一方面，韩愈与贾岛各不相同。二人排解忧愁的方式不同，贾岛以禅，韩愈以戏谑④，由此也形成了二人诗歌境界的差异：贾岛诗境清冷，色调暗淡，静寂深幽，栖息其中自然是冷却白日里躁动不安心灵的最佳途径；而韩之戏谑，则带有自我解嘲的意味，将不平与激愤变形丑化，以丑为美，居高临下，一切便可在一笑间不经意地得到解脱。
二
孟郊长贾岛二十八岁，贾当属晚辈，贾初出茅庐时韩孟早已享誉诗坛。孟贾之交，起于元和六年终于元和九年孟郊谢世，期间贾多在长安，而孟居洛阳⑤，目见的机会并不多。二人相交时间虽短，但在与贾岛相交往的诗人当中，孟郊对贾岛的影响却是刻骨铭心的。贾岛初次拜谒孟郊时写道：
月中有孤芳，天下聆薰风。江南有高唱，海北初来通。容飘清冷余，自蕴襟抱中。止息乃流溢，推寻却冥蒙。我如雪山子，渴彼偈句空。必竟获所实，尔焉遂深衷。录之孤灯前，犹恨百首终。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生平面未交，永夕梦辄同。叙诘谁君师，讵言无吾宗。余求履其迹，君曰可但攻。啜波肠易饱，揖险神难从。前岁曾入洛，差池阻从龙。萍家复从赵，云思长萦嵩。海?每可诣，长途追再穷。愿倾肺肠事，尽入焦梧桐。（《投孟郊》）诗中贾岛表明了对孟郊的景仰之情和愿意以孟郊为楷模的心声，贾岛为孟郊的才华所折服，“不惊猛虎啸，难辱君子词。欲酬空觉老，无以堪远持。”（《寄孟协律》）“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孟郊《戏赠无本》）孟郊对贾岛的才华也赞誉有加。
郊岛并称，自唐便开始，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东坡以“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概言元白郊岛，可谓具眼。欧阳公曰：“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尘尤喜为穷苦之言。”（《六一诗话》）“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九）相近的精神气质和理想追求又导致了诗歌总体风格和创作态度的接近，历代诗论家论诗时常郊岛并举：
尝谓古人之诗，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渊明、谢灵运、韦苏州、王维、柳子厚、白居易得其冲澹，江淹、鲍明远、李白、李贺得其峭俊，孟东野、贾浪仙又得其幽忧不平之气。（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三）
自汉魏以降，言诗者莫盛于唐。方其盛时，李杜擅其宗，其他则韦柳之冲和，元白之平易，温李之新，郊岛之苦，亦各能自鸣其家，卓然一代文人之制作矣。（苏天爵《滋溪文稿?西林先生诗集序》）
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辞，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高?《唐诗品汇?总叙》）
对诗歌的热爱和藉诗歌以图仕进的需求使二人共同表现为在诗歌创作上的苦吟作风。“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这是孟东野的苦吟。“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这是贾浪仙的苦吟。《贞一斋诗说?诗谈杂录》：“孟东野、贾浪仙卓荦偏才，俱以苦心孤诣得之。”无论是穷苦之言的诗歌内容、僻涩寒瘦的诗歌风格还是苦心孤诣的创作态度，所有这一切最根本的出发点均在于二人的寒士身份，元好问《放言》曰：“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唐代有些官僚士大夫也在诗歌中标榜苦吟，但那大多不过是附庸风雅之需，并经不起多少实际意义上的推敲，正如无边风月属闲人一样，真正的苦吟则属于那一群愁眉不展的寒士阶层。孟郊同时也是一个激愤之士，爱发牢骚是他的特点，所以宋代的许多达官老爷们都不喜欢他的诗，说它不合风雅。孟郊感慨道：“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玉京十二楼，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长安旅情》）欧阳修讥讽道：“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太白戏圣俞》）苏轼办对二人不以为然：“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其实贾岛又何尝不是这样，“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病蝉》）“下第能无恧，高科恐有神”（《送令狐相公》），友人沈亚之下第后贾岛出于激愤直斥礼部的不公，“毁出疾夫口，腾入礼部闱。下第子不耻，遗才人耻之。”（《送沈秀才下第东归》）在这些刻露的话语之后是一腔郁闷难伸的愤慨，这种情绪是中晚唐天空中浓厚不散的阴云，而类似孟郊、贾岛的忍无可忍的控诉则是划破阴云的闪电，给众多沉闷的心灵以酣畅的感受。这些不温柔敦厚的作品才是人性深处真性情的展示，这种发自肺腑的长啸在人格尚独立、精神尚自由的时代还会有它的朋偶，晚唐众多同病相连的诗人就是他们的欢呼者⑥。思想上的接近必然导致诗歌上的追慕，贾岛的五古即是步随韩孟与之一脉相承的。韩愈所言的：“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众鬼囚大幽，下觑袭玄。天阳熙四海，注视首不镇。鲸鹏相摩，两举快一。大岂能必然，固已谢黯。狂诃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风蝉碎锦缬，绿池披菌萏。芝英擢荒蓁，孤翮起连。”（《送无本师归范阳》）这些境界是退之读贾岛诗作后产生的印象，后人常以为是夫子自道，这当然是属于猜测的范畴。贾岛早期五古作品刻意模仿韩孟，虽日后转攻五律，但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其五古方面的成就。贾岛确实有很多作品具备韩孟的风格，如《寄远》一诗：
别肠多郁纡，岂能肥肌肤。始知相结密，不及相结疏。疏别恨应少，密离恨难祛。门前南流水，中有北飞鱼。鱼飞向北海，可以寄远书。不惜寄远书，故人今在无。况此数尺身，阻彼万里途。自非日月光，难以知子躯。
邢《唐风定》卷六：“阆仙服膺东野，得其神髓，正淡处相似耳。”纪昀《删正二冯评阅<才调集>》：“语语深至，尤妙于一气浑成，无斧凿之迹。阆仙才不及东野，此诗则东野得意之笔亦不过如此。”又如作为《长江集》卷首的《古意》：
碌碌复碌碌，百年双转毂。志士终夜心，良马白日足。俱为不等闲，谁是知音目。眼中两行泪，曾吊三献玉。
贺裳评曰：“贾岛诗最佳者，终以卷首《古意》为尤。”（《载酒园诗话又编》）吴乔《围炉诗话》卷二：“贾岛之《客喜》、《寄远》、《古意》，与东野一辙。 ”其他与东野相近的五古还有《朝饥》、《不欺》、《辩士》、《游仙》等作品。贾岛五古虽得韩孟的称道，但由于才力气概上的不足，有自知之明的
贾岛不大可能在此领域更进一层。贾岛五古短篇尚可勉强驾驭，至其长篇，则顿显气格局促、才短乏料，难以一气终篇，而且贾的经历简单、胸襟不广、眼界狭小、诗思迟缓、才偏学浅、苦吟觅句的作风、有句无篇的不足等诸多因素本身就限制了他在五言古诗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贾岛多方面的因素均决定了他更适合于五言八句律诗的精思附会。如贾岛五古《玩月》：
寒月破东北，贾生立西南。西南立倚何，立倚青青杉。近月有数星，星名未详谙。但爱杉倚月，我倚杉为三。月乃不上杉，上杉难相参。眙愕子细视，睛瞳桂枝。目常有热疾，久视无烦炎。以手扪衣裳，零露已濡沾。久立双足冻，时向股?淹。立久病足折，兀然胶粘。他人应已睡，转喜此景恬。此景亦胡及，而我苦淫耽。无异市井人，见金不知廉。不知此夜中，几人同无厌。待得上顶看，未拟归枕函。强步望寝斋，步步情不堪。步到竹丛西，东望如隔帘。却坐竹丛外，清思刮幽潜。量知爱月人，身愿化为蟾。
《诗源辩体》卷二五：“退之五、七言古，凡遇窄韵，更极奇险。如贾岛五言《玩月》诗，最为丑恶，其他鄙陋者虽多，而此为尤甚。人知退之之为美，则知贾岛之为恶矣。邹彦吉谓‘犹刻形樵牧而无所仿佛，将为刍狗是也。'”《唐诗镜》卷四八评《玩月》诗曰：“有幽情而无高韵。”
根据自己的特长，在求新求变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同时也受独树一帜的志向的激励，再加之“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⑦应试的现实需要，元和末年起贾岛终于走上了一条专攻五律的道路。王远《长江县贾岛祠堂诗碑后序》曰：“浪仙以诗名世，杰出于贞元、元和文章极盛之后。孟郊死为之哭不已，其诗与郊分镳并驰。”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称：“无本於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贾岛的开拓精神是令人钦佩的，贾岛在五律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为后世所公认，并常与孟郊之五古相提并论：
东野古多律少，浪仙古少律多，然其孤高则同，非一时流辈可及。（《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九）
东野之古，浪仙之律……其才具工力皆过人。（《诗薮》外编卷四）
贾岛与孟郊齐名，故称郊、岛。郊称五言古，岛称五言律。（《诗源辩体》卷二五）
若我们结合元和后期诗歌思潮的变迁便可发现，贾岛与以韩孟为代表的五古渐离渐远最终走向专攻五律的道路，其实并不是贾岛与韩孟之间的个人现象，而是一个时代诗歌发展潮流的趋势所在。韩孟的诗歌创作除却艺术上的追求外，还有更多的道义和政治内涵，而五古是适合于此的表现样式。贾岛的诗歌创作除却功利性的应试目的外，更多的则是一种癖好，包含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色彩，倾向于在一联一句的锤炼中寻求满足。元和末年正是诗歌思潮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随着社会的衰微和人心的黯淡，“贞元末至元和年间出现的重功利的文学思想，随着政局的变化，逐渐消失了。事实上，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风教说和讽喻说，在元和十二年之后就已沉寂”⑧。与之相关联的便是诗歌创作由偏于古体转向偏于近体，尤其是五言律诗，当然在这个特殊的由中入晚的诗歌转型期间，以贾岛为代表的专攻五律创作的新生代诗人崛起的意义应当不仅于此⑨。
三
姚合与韩孟诸人的交往较少。从唱和诗歌上看，仅有与韩愈的一首和诗，与刘叉的一首赠诗和刘叉的两首赠诗，除此之外，姚与韩孟诸人并无来往，可见姚合在现实交往中与韩孟诸人的距离。其中《和前吏部韩侍郎夜泛南溪》写于韩愈辞世前的一次文人聚会，诗曰：“辞得官来疾渐平，世间难有此高情。新秋月满南溪里，引客乘船处处行。”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答和之作，看不出与韩愈之间情感的深浅和对其诗歌的态度。贾岛在韩愈的最后阶段也有和诗与韩，“溪里晚从池岸出，石泉秋急夜深闻。木兰船共山人上，月映渡头零落云。”《和韩吏部泛南溪》）其中流露出的情感则较姚深沉与真切。即便如此，姚合偶然也有模拟韩愈险怪诗风的戏笔之作。
补天残片女娲抛，扑落禅门压地坳。霹雳划深龙旧攫，屈痕浅虎新抓。苔粘月眼风挑剔，尘结云头雨磕敲。秋至莫言长屹立，春来自有薜萝交。（《天竺寺殿前立石》）
方回评论曰：“押险韵而加以剜剔之工，殆亦戏笔。
（《瀛奎律髓》卷三三〈天竺寺殿前立石〉方回评》）姚合早年作品中也偶有“冬日易惨恶，暴风拔山根。尘沙落黄河，浊波如地翻。飞鸟皆束翼，居人不开门”（《答窦知言》）这样有韩愈奇险风格的诗句，但仅此数则而已，韩对姚合并未像对贾岛那样产生深刻的影响。
姚合与韩孟集团中另一个有交往的是刘叉，刘叉有《自古无长生劝姚合酒》一诗：
奉子一杯酒，为子照颜色。但愿腮上红，莫管颜下白。自古无长生，生者何戚戚。登山勿厌高，四望都无极。丘陇逐日多，天地为我窄。只见李耳书，对之空脉脉。何曾见天上，著得刘安宅。若问长生人，昭昭见孔丘。
诗中抒写了人生短暂的喟叹，感慨自身的渺小，揭示出欲得不朽只有遵循孔子的足迹，以对功业与道德的追求获得生命意义的持续。由诗歌可知，刘叉虽被后人称为怪异，但与韩愈一样，同样是以儒家理想为其人格支柱的，这一点与“我师文宣王，立教垂诗书”《赠卢沙弥小师》）的姚合是相同的，可以说是二人立身的根基和交往的纽带。刘叉为人豪爽刚直，意气所指，无所顾忌，“叉之行，固不在圣贤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长，不畏卒祸，及得其服义，则又弥缝劝谏，有若骨肉，此其过人无限。”（李商隐《齐鲁二生?刘叉》）刘叉曾赠剑于姚合：
一条古时水，向我掌中流。临行泻赠君，勿薄细碎愁。（《姚秀才爱予小剑因赠》）
刘叉的侠义胸怀给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姚合写道：
自君离海上，垂钓更何人。独宿空堂雨，闲行九陌尘。避时曾变姓，救难似嫌身。何处相期宿，咸阳酒市春。（《赠刘叉》）
生动地写出了刘叉的豪侠作风，《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评：“刘叉豪侠之士，尝杀人亡命，此诗殆叉之真像也。”
在精神领域，姚合相对接近韩愈，贾岛相对接近孟郊。姚与韩类似，均为正统儒家士大夫的典型，维持儒家思想是二人共同的立身基准，这一点从韩愈力劝贾岛还俗和姚合使清塞还俗应举的行为当中均可以得到体现。但姚合与韩愈对待僧人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姚合之与僧人，在坚守自己信念的同时，对僧人采取亲近与包容的态度，较韩愈温和得多。反映在诗作中，姚虽有许多反映亲僧近道的诗作，但只不过是一种流行于中晚唐时士大夫之间一种风雅，并不能说明姚合具有某种宗教上的信仰⑩。“出家还养母，持律复能诗。……亦知莲府客，夜坐喜同师。”（《送无可上人游边》），姚合眼中的僧人与隐士一样，反映的是一种官僚士大夫在身心疲惫之余渴望解脱束缚的一种山林之思。姚合偶然也透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如《赠卢沙弥小师》：
怕见世间事，削头披佛衣。年小未受戒，会解如老师。天与出家肠，一食斋不饥。麻履踏雪路，与马不肯骑。嫌我身腥膻，似我见戎夷。彼此见会异，对面成别离。我师文宣王，立教垂书诗。但全仁义心，自然便慈悲。两教大体同，无处辨是非。莫以衣服别，到头不相知。
由此可知其根本的信念与韩愈如出一辙，但姚合的表现较为温和而融洽，不似韩愈那般急切与盛气，排斥佛道不遗余力。韩愈在“吾言子当去，子道非吾遵。江鱼不池活，野鸟难笼驯。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赠惠师》），以及“雪径抵樵叟，风廊折谈僧”（《送侯参谋赴河中幕》）。等诗句中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之势；而在“材调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将敛之道，且欲冠其颠”（《送灵师》）等诗句中反映的在言谈中忽然生发出的给僧人加冠的心理，更是其力排佛老理想的反映。韩愈反映力排佛老思想的作品除那一篇著名的《谏佛骨表》外，还有《送文畅师北游》、《和归工部送僧约》、《赠译经僧》、《谢自然诗》、《谁氏子》、《华山女》等诗作，极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事，均表现出韩愈鲜明的排斥异端的立场和坚定的战斗精神。正如贾岛与孟郊基于寒士身份和蹇促命运所形成的激愤郁闷之性情相似，姚合与韩愈因身份门第和社会地位而形成了相类似的士大夫情趣，这一点在韩愈和姚合官职渐高的时期表现得更为鲜明。
四
韩孟与姚贾在诗歌发展史中均有着深远的影响。唐李肇《国史补》卷下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俱名为元和体。”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尊孟郊为“清奇僻苦”之主，下属晚唐诗人陈陶、周朴、刘得仁、李涣等。东坡曾言：
“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王直方诗话》）。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进而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王、黄，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二人指出了韩愈为变革唐风、开启宋调的关键所在。姚贾诗风不仅独擅晚唐五代，宋代“九僧”、“永嘉四灵”、“江湖诗派”均以学姚贾相号召。特别是南宋中后期，永嘉四灵、江湖诗人开始自觉地对以姚贾为代表的晚唐诗风进行模仿，“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沧浪诗话?诗辨》）《石洲诗话》卷四云：“南渡自四灵以下，皆摹拟姚合、贾岛之流”。四灵对姚贾推崇备至，赵紫芝甚至在选唐人诗作时别于《众妙集》之外另选姚合、贾岛二人诗为《二妙集》，“赵昌父选贾岛、姚合为《二妙集》，贾八十一首，姚一百二十一首。”（《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四）通过江湖诗人的自觉学习和积极倡导，特别是《二妙集》的编纂和传播，姚贾诗风迅速蔓延，学习姚贾成为南宋后期诗坛上的主导潮流。刘克庄称：“旧至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 ”（《题蔡炷主簿诗卷》，《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此时姚合与贾岛作为晚唐诗风的代表，已经成为南宋后期众多诗人的共识，诗人们在摩习之时也往往对二人并行不废，其中许多诗人颇能得姚贾之神韵。宋后，明代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直至清代的“高密派”和“同光体”诗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师法姚贾。姚贾在身后的一千多年里，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总的来讲，相对于姚合，韩孟对贾岛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尽管贾岛日后与姚合携手别开天地、另创家门，但究其门径主要还是韩孟二公。姚贾在“穷苦之言”的歌咏内容、以丑为美的审美心理、苦吟励炼的创作态度、以文为诗的写作倾向、奇峭瘦硬的风格体貌、标新立异的开拓精神等方面均受韩孟诸人的浸染。在晚唐诗坛，姚贾可以说是较为系统地继承了韩孟诗歌的精粹，并使韩孟所开创的事业得以延伸。但姚贾之所以为姚贾，能于晚唐独树一帜，其创新变革之处则更为突出，在创作思想上变元和年间重功利思想为为艺术而艺术倾向；题材上，由社会人生转为自我关注；交游方式上，变韩孟的以文章道德相依托为姚贾以诗艺切磋为纽带，关系更加疏散自由；诗歌体裁上，变五古为五律，并蔓延晚唐；风格上，变瘦硬为清幽，变奇险为平淡，姚贾诗歌从整体上向平易处发展，与韩孟分道扬镳；格局上，由外张变为内敛，气格局促，诗料狭小，变以才力为诗为以意味为诗。姚贾的种种努力和变革使姚贾诗风最终形成了独有的质性，上承大历韩白，下启晚唐五季，别具一格，自成一家法度。
注释：
①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八《贾忤旨》：“贾又吟《病蝉》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恶之，与礼闱议之，奏岛与平曾等风狂，挠扰贡院，是时逐出关外，号为‘十恶'。”
②《诗话总龟》卷三九、《唐诗纪事》卷四十皆言於兴化凿池种竹、起台榭者为裴晋公度，从文意上讲应是。
③施蛰存先生认为贾岛在贬斥之前可能官职高于主簿，故言贬斥。参见《唐诗百话》，第45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宋人亦为之曲解，以为唐代举子地位较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唐贵进士科，故《志》言‘责授长江'，如温飞卿亦谪方城尉。当时为乡贡进士，不搏上州刺史则簿尉，固宜谓之‘责授'。若使今世进士得罪而责授簿尉，则唯恐责之不早耳。”
④参见余恕诚先生《韩白诗风的差异与中唐进士阶层的分野》，《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诙谐戏谑是韩愈发泄无聊、放纵精神的一种方式，对其诗文创作有重要意义。……由于好戏谑，韩愈心理上的跺郁，常被变形扭曲，加以外化，奇诡滑稽，而内含尖锐冲突。”
⑤关于贾岛与孟郊在洛阳的交游唱和情况，详见张国举《孟郊在洛阳的家事、交游和诗歌创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⑥宋人对郊岛之讥讽主要是他们的诗歌内容和行为性格方面，宋人学孟贾主要是针对其创作手法，对孟贾诗歌的精神内涵则多有抵触，这一点与宋人学杜韩有类似的地方。时过境迁，在学富五车、温润乖巧的宋人那里很难再听到类似孟贾这样的带有怨上色彩的声音了，即便是一些苦寒之音到了永叔、子瞻、严羽那里就成了不和谐音，显得那样刺耳，郊岛虽在宋以后还有市场，但也仅剩下副躯壳，他们惊叹于这些木乃伊的精制，他们甚至喜爱它的陈旧，于是他们又照模照样地做出许多来沿街叫卖，而当这些激愤的游魂偶然光顾时，他们却又将其赶走，说它们“不合雅奏”、“究非正声”或视为“虫吟草间”。假使苏东坡真正还有韩愈、孟郊那样的精神气骨，那么“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根本不必煞费苦心地去曲解诗意、罗织罪名，韩愈、孟郊、贾岛这样的人是很典型的唐人，在宋代几乎找不出来。反倒是元白一类的个性在宋代士大夫中不乏其人。江西之与杜韩，四灵之与姚贾，虽均打着唐人旗帜，但实际上却是貌合而神离的，它们都可以说是俱为宋诗类型的典型代表。宋人刻意为文，在很多方面对唐诗的领域均有所延伸和发展，但由于文人地位的变化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在精神气骨方面却与唐人分道扬镳，唐人的洒脱与叛逆并非宋人所好尚。对于孟贾，他们仅重其皮而不重其神，宋诗精于文辞典故而短于气骨精神，孟贾之精神气骨尚且失之，更何况杜韩呢。由此处管见唐宋诗之别，除却风格体貌之殊外，最根本还是在于时运与性情之别。
⑦闻一多：《唐诗杂论?贾岛》，第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⑧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303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⑨参见景凯旋《孟贾异同论》，《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大意为，倘若以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界，孟郊的诗歌创作是结束于此前，贾岛的诗歌创作则是开始于此后，如前所论，这一时期正是中晚唐诗歌的体变时期。如果说孟诗是在风雅不兴、竞为近体的大历之后，以五古的形式继承陈子昂等人所倡导的诗统，贾诗则是在元和以后对政治普遍淡漠的时代氛围中，在五律方面近承大历的变革。一是崇古，一是趋新，都以各自的诗歌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孟郊的辞世和贾岛的崛起标志着唐代诗歌史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⑩见谢荣福《论姚合的佛道信仰及其对思想创作的影响》，《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文章认为姚合具有佛道两方面的信仰，或可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