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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儒道两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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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儒家　道家　生态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儒道两家在生态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本文通过对儒道两家经典生态伦理思想的探讨和挖掘，对于如何看待生态问题，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保护观和利用观，启发人们对十七大”建设生态文明”的思考，有着现实意义。
    进人21世纪以来，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种种生态问题已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及政府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直接危及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这是对我国多年来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成果的总结，也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的建设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层面的支持，更需要思想理论方面的指导。对我国而言，古代儒道两家在生态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可见，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进行总结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最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它从春秋时期的孔孟到汉代董仲舒，宋代的程朱理学以至近代章太炎，历经历史的洗礼而独成思想体系。
    1.儒家爱物的生态伦理原则
    从孔子开始，儒学就提出以“仁”为基本原则的伦理思想体系。在这一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儒家把“爱人”延伸到了“爱物”上，孔子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又说舜帝“仁及草木”这都包含了爱物的内容。孟子则明确的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仁者爱物”这一伦理道德原则就是中国古代生态文化在儒家思想中的体现。
    荀子在《非相》中这样论述“爱物”的原则:“胜任也，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根据荀子的论述，人们应该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人类群体中的其他人，更应该考虑到大自然中的各种非人存在物。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论述了这样的“爱物”范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人。”认为如果不热爱动物就不能称为“人”。张载在前人的“爱物”基础上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著名命题:“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在这个论述中，他把所有人类看成天地所生的同胞兄弟，其他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应该了解热爱万物，使万物与人一样的得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宋代程颖在《遗书》中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势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自然万物是人的“四肢百体”因而不仅要以“善”的行为方式去对待自然万物，更要把“仁爱”为基础的道德方式延伸到自然万物身上。
    虽然儒家学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派且具有理论理念上的差异，但他们都把“仁爱”这一伦理原则扩展到了非人存在物身上，这些论述为我们如何对待非人存在物提供了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2.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的“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它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又强调了人必须顺应自然，把大自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主张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的价值，爱护一切动物植物和自然产物。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孔子提出了“效法天道”的理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表现为一种自然秩序，圣人的言行就是对自然秩序的遵从。同时，人与天相通:“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天是人生命的本源和主宰，所以也是人的道德是非的仲裁者。
    孟子则提出了知天”、“事天”论。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性本于天，人的本质也就是天的本质。“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是对自然万物的帮助，“顺而不害”，他是人对自然的热爱，也是人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高级境界。通过认识万物—“知天”在落实到实践中—“事天”，孟子完成了认识上的“天人合一”到实践中的“天人合一”的过渡。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这样论述:“天亦有喜怒之气……与人相符，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认为天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人和自然有高度的一致性。程颖说:“言体天地只化，已剩一体字，只此便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有天地。”认为“体天地之化”的“体”字是多出来的，因为人本身就是“天地之化”，“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宋代的张载总结前人学说，终于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者，虽然有“唯物”、“唯心”之分，“理学”、“心学”之别，但他们在论述“天人”关系这一问题时，都普遍认为“天地”是人和自然万物的孕育者，人和自然万物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的同时，又强调了人必须顺应自然、效法自然，与自然合二为一，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3.儒家生态道德行为准则
    除了“仁”之外，儒家在伦理道德行为上提出了“孝”的理论，孔子把“孝”延伸到了保护生物方面。“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这是他在保护动物方面的行为，认为不以其时伐树，不以其时打猎，是残害生物的行为，是“不孝”。曾子引用孔子的话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6〕孔子和曾子把保护自然提到了“孝”的道德行为的高度，把不合时宜地滥伐幼树，捕杀幼兽的行为斥之为“不孝”，在一定层面上具有保护自然的实际意义。《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样的论述:“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数署不人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王道之始也。”这是在有关资料中引用最多的论述。强调给自然生态以修养生息的机会，恢复自然的再生产能力，避免资源枯竭。使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人良性循环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护生态平衡的意义。而从《夏小正》《礼记·月令》到汉代的《淮南子·时则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道德行为准则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动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