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这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人们争相探究中国成功的奥秘，做出种种判断。中国人民则从切身经验中体认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成功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走过曲折的道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要找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并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内乱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教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阶段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新经验，作出新概括，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的成功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走出来的。从认识论、方法论来看，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错误中学习；在打压中自强；在反倾向斗争中前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成功/原因
【正 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 在这之前14年，毛泽东就已放言：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 在这之后7年，他又预言：“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并指出：“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3]
5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预言和心愿已经基本实现，并将进一步实现。中国的成功为举世瞩目。中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自1978年至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保持着9.3％的快速增长，2004年已经达到136515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了1000美元；13亿人口的中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用不同目光注视着中国的人们，都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这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人们争相探究中国成功的奥秘，根据各自的观察和研究，作出概括和判断。有的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公式”（注：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归纳中国成功的公式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控制的市场+现代化管理。转引自《参考消息》2004年5月1日载《苏维埃俄罗斯报》2004年4月29日文章《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访华之后》。）；有的惊叹“中国苏醒了，世界震动了”，“中国改变世界”（注：法国《回声报》副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于2005年2月出版的《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一书中的话。不久，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作《当世界改变中国的时候——一个中国人的回答》一文在法国《回声报》上刊出。2005年4月4日，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与吴建民在北京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就“中国改变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中国”进行了探讨，双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中国新闻社作了报道。本文据中新网2005年4月5日报道：《中法专家面对面：中国改变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中国》。）；有的作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的概括（注：转引自詹得雄：《有关“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议论的思考》，载新华社编发的内部参考资料第1280期(2004年7月8日)。“北京共识”是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治亚·库珀·雷默提出的。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他的以《北京共识》为题的长篇研究报告。）；有的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现代化，标志着亚洲‘新纪元’的到来。”（注：柬埔寨首相洪森参加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发表的意见，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赢得亚洲政党好评》，《人民日报》 2004年9月5日。）有的认为：“中国政府提高全国人民社会地位的举措为其他经济腾飞的国家树立了榜样。”（注：一位缅甸代表参加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发表的意见，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赢得亚洲政党好评》，《人民日报》2004年9月5日。）“中国有自己的道路”，“中国的成功经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注：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的论点。转引自詹得雄：《有关“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议论的思考》，载新华社编发的《内部参考资料》第1280期(2004年7月8日)。）中国人民则从切身经验中体认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成功之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康庄大道，是奋斗目标，是辉煌事业，是科学理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它已经指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成功，它还将继续指导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成功之路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试做分析和论述。
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走过曲折的道路，其间有胜利的行进，也有痛心的失败。
毛泽东第一个提出，要“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他在苏共二十大后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在结合上下功夫”。[4]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为中国追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前提，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相适应，毛泽东领导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他主持制定了1954年《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他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概括，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急于发挥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在他制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导下，组织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既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又使经济工作违背了客观规律，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挤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挫折和困难所压倒、所屈服。他们自觉地、及时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战胜了严重困难。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制订出一整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包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从经济部门到科教文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他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了“两弹一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同时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三个世界划分” 的战略，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在毛泽东领导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提出的分两步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
同时应该看到，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防止与避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和变色进行了探索。他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见解，采取了诸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限制各种特权、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等措施，但因对阶级斗争与党内矛盾不适当的、过分的估计而导致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比“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为惨重的失败。
正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内乱带来的巨大灾难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在接受教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1975 年邓小平主持全面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支持下领导各方面整顿，已经开始了这种努力。此后对邓小平的再次批判，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渴望和热忱。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倡导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响应。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第二次伟大历史转折。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79年的国庆30周年讲话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这篇讲话第一次提出：“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5] 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并总结十条基本经验，第一次对“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了阐述。[5] (pp. 838、839～844)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 这一论断，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时实现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改变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的状况；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城市企业改革；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不仅大量引进外资与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总之，在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与此同时，针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错误思潮的泛滥，邓小平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二大后，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出现的新情况，实现的新发展，取得的新经验，邓小平又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理论。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解放思想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科学总结，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指明了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前进方向和具体路径。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共十五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正是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之功的历史的、科学的评定。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那么，由毛泽东至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这个科学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13亿人口的中国变成了现实；与此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科学理论，使它更多地带有中国的特色。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7]“始于毛而成于邓”[8]，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的这一论断，对这一段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作出了最为简明扼要而深入浅出的概括。
自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顶住国际国内的压力，战胜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在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新阶段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新经验，作出了新概括。胡锦涛主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2004年初，胡锦涛又强调“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正确认识国情，按照国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工作，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指出这是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很重要的一条”。在同年8月22日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大会上，胡锦涛发表讲话，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又一次作了归纳，同时又结合现实，从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一国两制 ”方针、和平外交政策等五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阐述。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发表重要讲话。阐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论述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所有这些，都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56年的历史昭示我们：中国的成功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发展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探索、开辟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创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
从上述历史过程的叙述，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成功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走出来的。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成功之路？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从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来总结，笔者以为，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有以下六点。
第一，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哲学思想、理论基础的正确与否，是决定成败的根本。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事求是地观察世界形势、分析时代特征，其结果是人们的思想从传统认识的拘囿中解放出来，对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逐渐取得合乎实际的正确认识，并由此出发，确定前进的目标和战略部署，指引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脚踏实地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从实际出发，改革的步骤是：从农村开始，见效之后再在城市推开；先搞经济体制的改革，再进至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既审慎行事，稳扎稳打，又大胆地干，大胆地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6] (p. 130)“在大胆的行动中要采取谨慎步伐。”“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总结一步经验。”[9] 大至整个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到证券市场的设立和开放，莫不如此。这种渐进的、尊重实践检验的方法，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改革的成功。不仅如此，还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不断总结新鲜经验，进行理论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无比的生机、活力，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第二，从错误中学习。中国人深深领悟“失败乃成功之母”的古训。中国的成功之路是从错误和挫折中找到的，是吸取了犯错误的教训后开辟出来的。民主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邓小平说得好：“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6] (p. 27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的历史，正好印证了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序言引1892年1月11日写的该书英国版序言中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第三，在打压中自强。在军事上，新中国创建之初就受到朝鲜战争的威胁，六七十年代又遭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在经济上，有50年代的禁运，60年代的逼债，八九十年代的制裁；在政治上、文化上，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西化、分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面对各方面的打压，我们不屈不挠，奋发图强，或战胜，或顶住，或冲破，或化解。中国为什么压不倒、打不垮？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灿烂的文明史鼓舞着中国人民，晚清以来一百多年的屈辱史激励着中国人民，“五四”以来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教育着中国人民。民族精神，爱国精神，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源泉，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而决不被任何困难和敌人所屈服的精神支柱。
第四，在反倾向斗争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前进的过程，是反对“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取得胜利的过程。这就要求处理好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既要反‘左’，又要反右。”[6] (p. 379)反对“左”的倾向，摆脱僵化、保守和种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其积极的结果是：实现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采取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引进国外的设备、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在对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属性正确判断的基础上，认定其可以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如此等等。与此同时，从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放松对右的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遏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蔓延的势头；1986年制止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动起来的学潮；1989年平息了政治风波。通过这些斗争维护和保卫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进行。邓小平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6] (p. 375)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五，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亿万人民伟大实践的结晶。党的领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发现群众的创造、集中群众的智慧，是取得成功的法宝。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乡镇企业以实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实行村民自治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兴办合作医疗以解决农民最重要的社会保障问题，实施多种形式办学以普及义务教育：形成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独特道路，完全是尊重农村干部、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
第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如果说，由于50年代中期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未能把握住机遇，由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又丧失了机遇，因而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清醒地抓住了20世纪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世界现代化的新进展和世界经济迅猛发展提供的机遇，主动地迎接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澳、台地区的发展向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的挑战，虚心地学习、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自觉地利用战略发展机遇期，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顺应和融入世界历史潮流，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发展自己，取得优胜。中国近年来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取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就是中国有能力应对挑战、在竞争中胜出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5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走上了成功之路。中国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同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离预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还有很长路程；现实生活中也还存在许多矛盾、许多困难。但道路已经开辟，前途充满光明。中国人民充满信心，沿着我们的成功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创新，奋勇前进。我们坚信，我们预期的目的一定能达到。我们坚信，中国一定能够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号，第4～5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3]毛泽东：《纪念孙中山》，《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4]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7]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
[8]薄一波：《永久的怀念——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书面发言》(2004年8月21日)。
[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