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现代性 市民社会 共产主义
[论文摘要]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政治意蕴是马克思区别于其他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这种关系切入现代性理论，一方面深化了政治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丰富了马克思现代性理论。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背景和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分离，其核心内容为市民社会批判。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市民社会的方法论批判，第二阶段为市民社会的实证性批判，第三阶段为市民社会的现象学批判。现代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实现共产主义，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工业实践基础之上的现代哲学，同时，又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以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一生追求的就是批判市民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尽管人们对现代性本身众说纷纭，但其政治意蕴始终是马克思区别于其他现代性理论的关键。
一、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背景和主题：人与社会的分离
随着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现代性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大家始终众说纷纭。福科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哲学批判，利奥塔认为现代性的标志是“宏大叙事”，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未完成的事业。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显然不同于以上几种说法，它主要揭示现代社会的客观矛盾，批判人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现代性理论也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笛卡尔开启了西方哲学的主体性转向，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本体，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其他一切存在者的根据，认为只要确立“作为突出的基底的我思自我，绝对基础就被达到了……这就是说，主体乃是被转移到意识中的根据，即真实的在场者，就是在传统语言中十分含糊的被叫作‘实体’的那个东西”。这种主体性与整个西方的工业生产密不可分，现代工业的巨大生产能力第一次把自然世界当作人的对象，人不再任意听从自然的摆布，而是为自然立法。正是人的主体性支撑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确立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所以黑格尔第一次明确把“主体性”概括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
康德是反思现代主体原则缺陷的第一人。他一方面要为自然立法，突出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为人的主体性设置了边界。人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超越这个边界，就会陷入二律背反。具体到社会历史领域，个人无法认识社会整体，个体的活动与社会整体活动也无法协调，处于分离与对立的状态。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康德从纯粹理性转向实践理性，但实践理性并没有走进现实生活，而是走向了伦理生活，陷入了道德哲学的抽象直观中。所以黑格尔认为康德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实质的内容。“康德哲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曾经唤醒了理性的意识，或思想的绝对内在性。”
黑格尔为了避免重蹈康德的覆辙，首先分析了主体性原则片面性的原因。在他看来，主体性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知性”原则，是一种有限理性，而它却被设定为绝对。这就使主体性原则具有一种强制倾向，追求世界的同一性，从而导致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正如哈贝马斯所言：“黑格尔把他青年时代的观点归纳如下：在现代世界，解放必然会变成不自由，因为，失去控制的反思力量已经获得独立，只有通过主体性的征服暴力，才能实现一体化。现代世界受到了错误的同一性的折磨，因为在日常生活和哲学中，现代世界把一种有限设定为绝对。
黑格尔率先弥合了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整体性的裂痕，唯心主义地解决了康德留下的难题。基于以上分析，黑格尔采取的对策是以理性代替知性，用理性来扬弃分裂，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解。这里，黑格尔吸取了古典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家视劳动为创造财富的源泉，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的黑格尔把劳动中的自我意识即理性视为社会存在的基础。他说道：“每个人的工作按其内容来说是普遍劳动，既看到一切人的需要，也能够去满足一个人的需要：换句话说，劳动是有价值的。单个的个人的劳动和财产，并不是它们对他个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而是它们对一切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需要的满足是一切特殊的个人在其相互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依赖关系……每个虽然是具有需要的个人，却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东西。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的劳动只有在社会整体的交换体系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个人的需要也只能在社会整体的交换体系中才能满足，这样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就弥合了，“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以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这样，黑格尔一方面保留了“人的主体性”带来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劳动辩证法克HP,T人与社会的分裂。但黑格尔的解决方式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这正是马克思现代性理论所要批判的地方。
二、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批判
市民社会是现代工业实践的产物，与现代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其现代性理论的基本旨趣在于：通过市民社会批判，揭示人与社会对立的现实政治根源，改变导致两者对立的社会政治基础，寻求一种使两者和谐统一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分为三个阶段。
(一)市民社会的方法论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方法论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起点。黑格尔法哲学的深刻之处在于解决国家与社会、人与社会的分裂问题。但是黑格尔把国家、社会、家庭这些社会存在当作概念实体，并且按照普遍优先的逻辑原则，从国家派生出家庭和市民社会。这样就把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现实的发展反而成为逻辑发展的纯粹外观。所以这种调和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做法只是从逻辑层面上解决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以脱离“事物本来的逻辑”为前提，因而它不可能超越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实现两者的和解。
马克思确立市民社会理论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揭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不可能借助逻辑的力量，而应深入到市民社会的内部，寻求市民社会的客观矛盾和市民社会派生出国家的客观原因，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转变。康德把人与社会的矛盾，当作一种逻辑上的二律背反，而马克思认为人与社会的矛盾是市民社会的客观矛盾。黑格尔把人与社会的矛盾和解决，当作绝对精神的外化和扬弃，而马克思把人与社会的矛盾，具体化为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市民社会派生出国家的客观基础。马克思说道：“普遍利益本身和它作为特殊利益的存在，是国家的目的，这一情况抽象的规定了国家的现实性、国家的持续存在。没有这一目的，国家就不是现实的国家。” (从而科学地证明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主体。
(二)市民社会的实证性批判
在第一阶段，马克思已经从现实的矛盾出发，论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但这种唯物主义的逻辑并没有上升到整个历史观的高度，马克思仍然从人的异化角度出发，批判市民社会。在第二阶段，马克思已经与旧哲学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平线上，以分工为基础，对市民社会进行实证性的批判。
现代性语境中的人与社会的对立，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克服。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里的神秘主义主要指的是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认为人与社会的对立和和解，不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复归，而是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市民社会批判的逻辑转换。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阐释了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客观矛盾，但并没有把这种矛盾落实到物质生产的基点上，所以只有使用异化逻辑来定义和批判市民社会。马克思说道：“如果在阐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这些社会存在方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的本质的客体化，那么家庭等等就表现为主体所固有的特质。人始终是这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但这些实体性东西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共有的东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实践概念的一般描述上，而是把实践还原到具体的历史领域，从具体的物质生产和交往出发定义市民社会：“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由物质生产派生而来的分工本身就能生发出批判市民社会的张力，而无需借助异化逻辑。马克思借助分工，完成了对市民社会的由哲学批判向实证批判的转移。
国家作为虚幻共同体无法消除人与社会的矛盾，只有消灭分工才能调和两者之间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不仅不能克服人与社会的矛盾，相反，它自身就是这种矛盾的现实表现。“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国家无法调和两者之间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实际上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利益。在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斗争。“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城市普遍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马克思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就等同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他说：“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只有消灭分工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说：“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要再消灭分工。”
(三)市民社会的现象学批判
在第二阶段，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探求人与社会对立的现实原因及解决路径。但仅从分工的角度，还无法透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层层剥离市民社会的假象，才能发现市民社会的本质，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依据。“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自然性(自在性)中客观发生的多重颠倒性和复杂性，需要非直观和非现成的批判性现象学，即去掉意识形态，发现经济现实的本真性。这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基本内容。”
现代性语境中人与社会的分离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直接否定这种分离，相反，肯定了这种分离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人与社会的分离直接缘起于商品经济中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离。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分离是商品二重性的前提。没有人与社会的分离，就没有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就没有货币和资本。商品、货币和资本本质上是由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物化社会关系。
人受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奴役。价值作为劳动的本质抽象，本身既有物的自然属性，又有着社会关系的历史属性。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身上的自然属性逐渐消失，抽象化为一种同质的存在。虽然自身具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内涵，却以物的形态呈现出来。马克思说：“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商品作为等价物，它的一切自然属性都消失了；它不再和其他商品发生任何特殊的质的关系，它既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尺度，也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代表，一般交换手段。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但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要受到物化的社会关系的束缚，这种颠倒不是黑格尔哲学思辨意义上的颠倒，而是发生在市民社会中的真实颠倒。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的发现，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学批判。这种物化社会关系并不是纯粹的物，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建构的历史性存在。纯粹的物不是实践主体，因而也没有历史。古典经济学把内容丰富的社会关系当作物来研究，必然落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窠臼，非历史地对待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无限制的自我膨胀是加剧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完成了对社会关系的层层剥离之后，资本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资本作为能生钱的钱，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关系。资本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整个社会都以资本为中心运转。通过剩余价值的揭示，马克思成功地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所在。这同时也是资本可以无限扩张的原因，但是资本、商品和货币在本质上都是由物质生产活动建构出来的社会关系。资本作为一种物的形式，可以自我复制，无限扩张，但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复制它的社会关系内容。这样，就产生了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人们的实际需要和购买力之间矛盾。当这种矛盾突破了社会自身的承受极限，就会引发现代性的危机。
三、现代性问题的最终解决——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指出，现代性一方面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人受到物化社会关系的奴役和异化。摆脱物役性，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既是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最终目标指向，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
古典经济学逃不出物化意识形态的魔咒，一味地肯定现代性。而马克思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必然要跨出古典经济学狭隘的栅栏，出发点也相应地从市民社会转向人类社会。实践是新唯物主义的基点，但不是本体，而且实践本身也是被历史地构建。马克思说：“历史地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既然实践本身也被历史地构建，那么由物质实践构建的市民社会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马克思说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种立脚点的转变也就隐含着市民社会必然会被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
马克思从两方面来论述共产主义社会。从价值规范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人与社会的矛盾，原因在于异化劳动。重点分析了工人劳动异化的四个方面：工人同自己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异化、工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要实现人与社会的统一，就要扬弃这些异化，回复到人真正的类本质。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所以“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从客观事实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而“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质不是一种伦理的诉求，而是“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的基础是一种“现实的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共产主义的核心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实现共产主义是对现代性的中心问题即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离的最终解决。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与社会的分离将实现真正的和解和超越，人不再是与抽象的社会实体相对立，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既没有否定商品经济中的个人，也没有否定以个人为轴心的社会关系。现代性的危机在于不能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而共产主义既保留了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即先进的生产力，又克服了现代性对人的奴役，体现了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完美统一。
总之，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贯穿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一条线索。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的理论有着鲜明的党性原则。研究政治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现代性理论，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有助于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