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就国外马克思学家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卡弗通过对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考察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程度，得出的结论是青年恩格斯思想领先于马克思；日本著名马克思学家广松涉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明确提出青年恩格斯引导青年马克思的论断；里格比等马克思学者也提出青年恩格斯对青年马克思有很大影响。笔者认为，国外学者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探讨是有启迪意义的，但广松涉非常极端的观点却难以成立。
【关 键 词】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学术关系/国外马克思学
【正 文】
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一直是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先是初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大为流行，然后是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致论”与“对立论”针锋相对。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学者(既包括“对立论”者也包括“一致论”者)还系统考察了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不论是“对立论”者还是“一致论”者，在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结论惊人的一致：青年恩格斯极大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鉴于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已经非常熟悉，对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也已有所评介，[1] 本文主要对著名马克思学家卡弗、广松涉等人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
一、卡弗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关系
英国马克思学家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来考察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对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考察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程度。1842年3月布鲁诺·鲍威尔被波恩大学解雇后，恩格斯的兴趣和抱负就从文学和哲学转向更直接的政治问题方面。这时恩格斯开始给《莱茵报》写稿，而几乎在同一时间马克思的撰稿对象也从《德国年鉴》转到《莱茵报》。两人都对1841年12月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以及当时的其他政治辩论进行了批评性评论：马克思针对财产法和济贫问题，恩格斯针对陪审审判制度和德国统一问题。在回应赫斯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篇关于集权与现代国家的理论性文章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合拍。马克思写了《集权问题》一文；[2] (P289-291)恩格斯写了《集权和自由》一文。[3] (P392-397)总之，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兴趣和观点是一致的，两人在各自的著作中都考虑了社会阶级问题，两人都不是典型的青年黑格尔派作家。
1842年底，恩格斯在《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一文中指出，宪章主义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其利益使它远离中间等级中的改良主义者。同时恩格斯对宪章派的和平战略持怀疑态度，因为中间等级决不会同意普选权从而损失在下院的优势地位。在《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一文中，恩格斯论证了共产主义者的假设，即英国工人阶级由于完全依赖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环境而负有革命使命：“工业虽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不了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而这个阶级占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是一半”。[4] (P549)这里恩格斯分析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工业国本身就包含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一个工业国必须具备的前提出发，自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源，这个国家应该用保护关税来防止别国工业品的侵入。但是，本国工业品由于外国工业品要付关税而提高了自己的价格，这就又使关税必须不断提高，因为按照一般公认的原则，只有不断提高关税才能消除外国竞争。可见，这个顾头难顾尾的局面会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同时这里也就暴露出工业国这个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矛盾”。[4] (P548)特别重要的是，恩格斯声称他的论证并不完全基于哲学范畴，因为对现状的直接观察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内在矛盾的结果是英国国内工业的逐步收缩，进而导致工人阶级遭受巨大痛苦：“商业稍微一停滞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挨饿，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份人挨饿。既然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末这些人除了起义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况且按人数来说，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 ”。[4] (P549)通过多次的合法斗争，无产者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英国人特有的守法观念还在阻碍着他们从事这种暴力革命。但是，既然英国正处在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情况，那就不可能指望工人中间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普遍贫困的现象，那时，怕饿死的心情一定会超过怕违法的心情。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恩格斯还指出，英国人是从“所谓物质利益 ”出发的，在英国，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
卡弗指出，恩格斯1842年底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这几篇文章使他在此之前已经获得的思想得以清楚的表述；而相对于马克思来说，马克思1843年所主张的方法论，如对当代政治问题进行分析、对政治家和哲学家所使用的现有分析范畴进行无情的批判、避免先验的看法和学说、澄清政治策略与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以及促进实际参与者与理论家之间的对话等，在恩格斯的这些文章中都得以明确体现。因此，此时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比马克思稍微先进一些。
1843年11月，作为《德法年鉴》的编辑之一，马克思收到了恩格斯的投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该文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呈现在马克思面前的是，对当时最精确的社会理论即政治经济学的入门导论。相形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经济生活所作的考察就黯然失色，因为这种考察已经落伍了20年。马克思在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前已经阅读了斯密等人的著作，并且已经把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与随后进行的对政治经济的解剖联系起来。恩格斯对斯密、李嘉图、麦克库洛赫、马尔萨斯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正好与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合拍。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代表了对另外一种掩盖现实世界斗争的“神秘意识”(即政治经济学辩护性的一面)所作的严肃系统的批判。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评价的那样，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一部光辉著作。它集作者的主观意图、所作的系统探讨以及清晰的辨别工作于一体，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已有的著述。它的议题(当代政治经济学)离开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传统，是当时德国知识界非常薄弱的研究领域。青年黑格尔派和共产主义者对英国和法国主导的这一研究领域要么不甚了了，要么完全无知。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熟悉及展现的分析专长远远超出了当时马克思所达到的程度。《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资料性的但却是无情的批判性探讨，对马克思有极大的吸引力。马克思后来特别提到他和恩格斯马上就不断通信交换意见。
而最重要的是，1844年初马克思对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作的摘要以若干压缩的短语(私有制、商业、价值、竞争等)[5] (P3)预示了他终生工作的航向。马克思在读过恩格斯的经济范畴批判梗概之后，马上就论述了自己的政治承诺(代替资本主义及相应不平等体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研究主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纲领(对政治经济学范畴作批判性考察)以及叙述的出发点(商品概念的价值理论)。卡弗还具体考察了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及《资本论》的影响。比如，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讨论的“矛盾 ”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更具体的探讨；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要做政治经济学家未能做到的事情，即考察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前提，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试图挖掘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下面的东西；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论之后的话题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一开头讨论的话题。恩格斯的话是：“‘国民财富’一词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竭力概括才初次出现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必须完全抛弃这个用语或采取一些使它具有意义的前提”。[4] (P600)马克思的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6] (P114)此外，恩格斯对其他范畴的分析如“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成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行分析的三个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全部人类历史的“前提”的论述，以及《资本论》中对商业危机原因的分析、关于按计划对生产进行有意识调节的思想、关于科学的运用所引起的技术变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思想等，都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找到源头。卡弗说，一旦有了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那么甚至可以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后半部分看作是《资本论》第1卷的纲要。实际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还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在卡弗看来，恩格斯所走的另一条道路对马克思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来考察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对马克思来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向他呈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议会对济贫、工厂状况以及童工问题的调查；激进英国报纸先驱性的新闻写作；当时对无产阶级生活的各种考察。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当时正在钻研的经济理论著作的世界。卡弗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资本论》第1卷有许多共同的资料来源，包括：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皇家工厂视察员报告、英国议会议事录、激进和官方的期刊。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比恩格斯在40年代有更多资料来源可用，但两者所运用的方法及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10次引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在卡弗看来，如果说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是并行前进而恩格斯稍稍领先一步的话，那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期恩格斯所阐发的许多思想则预示了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的方向。马克思1864年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承认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7] (P410)尽管人们普遍承认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的影响，但很少有人对这种影响作进一步深入系统的考察。卡弗所作的工作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尽管其结论我们未必能接受。
“对立论”者通常认为，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中的思想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有很大差别，特别是恩格斯太强调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技术统治论者。卡弗尽管是“对立论”者，但在该问题上却独树一帜，认为《共产党宣言》虽出自马克思之手，但其基本思想却是恩格斯的。具体来说，《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更多的是出自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关于英国和德国工业发展的材料，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对阶级斗争在政治上的强调，以及1844年初恩格斯关于“英国状况”的几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那一部分则与恩格斯翻译傅立叶的著作片段、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由他倡议并与马克思一起计划出版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工作有关。《共产党宣言》的通俗化程度也与《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非常接近。而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文章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所展示的深奥思想并没有在《共产党宣言》中得以体现。马克思所作的最多是编辑性的工作，甚至连“共产党宣言”这个名称也是恩格斯向马克思建议的。[8] (P123)
卡弗还指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与起源，它对从前社会关系的影响，它在使生产机械化并改变劳动条件方面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专横特征等，都是对恩格斯早期文章的翻版。在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中，这些新现象没有像在恩格斯著述中那样以详尽但却气势磅礴之势得以阐述。相反，马克思早期著述中关于异化和解放的思想以隐晦的形式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
除此之外，《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段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自由竞争的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关于家庭的论述，《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关于废除私有财产的论述。在这些问题上，恩格斯都以马克思所没有的方式阐发了自己的思想。关于资产阶级从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发展是恩格斯当时所关注的话题。《共产党宣言》直接以阶级斗争问题导入，这也是恩格斯革命政治观点的特征，因为在和马克思巴黎会面前两年恩格斯就已经明确提出英国革命不可避免的论断。《共产党宣言》的体裁以及鼓动性的风格更接近恩格斯的作品，而不是更接近于马克思理论上更专业从而政治影响更有限的作品。《共产党宣言》是在恩格斯试图草拟一个共产主义者应该遵守的纲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马克思当时的精力主要放在阐明每个人都应避免持有什么样的观点问题上。总之，就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当代作用以及对阶级斗争决定性的政治强调而言，《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著述的关系更为密切。
为了增加说服力，卡弗还就《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与恩格斯早期著作以及作为《共产党宣言》草稿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的相关文字进行对照。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二、广松涉关于青年恩格斯引导青年马克思的论述①
卡弗虽然强调青年恩格斯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就《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而言，卡弗还是接受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产物。日本学者广松涉则独树一帜，明确提出青年恩格斯引导青年马克思的论断②，而其立论的主要依据就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
1844年8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会面，从此开始了终生的合作。广松涉指出，很难发现在这次会见中恩格斯有受马克思影响的痕迹，而马克思却以这次会见为转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转变在最初的合著《神圣家族》中迅速体现出来了。在广松涉看来，马克思以“水果”为例子对“思辨构成的秘密”所作的批判，以及根据“从人的谓语转化为独立主语的鲍威尔式的自我意识”所进行的系统论述就体现了这种转变，因为马克思的这种思路与之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逻辑是不一致的。尤其是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再现于《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所撰写的部分，而这些观点与《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所撰写的其他部分的观点往往有矛盾。根据广松涉的推测，这样的矛盾可能是马克思从恩格斯的来信(1844年11月19日)中受到强烈的启发后，在校对或者是在手稿完成时插入了上述论点的结果。
广松涉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明显地体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影响。用广松涉的话说就是，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而马克思则向恩格斯进行了学习。
第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的有关论述出自恩格斯而非马克思。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认识水平：(1)共产主义是“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新的社会制度。(2)共产主义不是英法这些国家“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3)共产主义不是单纯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革命将是“社会革命”。(4)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从有教养的阶级中获得活动家，但是其主要力量从历史上来看乃是“无产阶级”。(5)从实现共产主义的战术来说，欧文派那样的“共产主义新村”在法国和德国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也只将是高高在上的“实践而已”，因而不得不诉诸暴力革命。而且暴力革命不能像巴贝夫派、布朗基派那样以少数精锐分子“秘密结社”的形式进行，而必须是大众的崛起。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一章的“最初的文本”中所看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各种论点，大都存在于1843年以来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的论文和著作中。这些观点在后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再现了，却没有在《共产党宣言》中体现出来。广松涉认为这也可以作为“最初的文本”是出自恩格斯之手的旁证。
涉及到共产主义论问题，广松涉有一个著名的文献学研究结论。马克思在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旁边加上了“批判的批判者”、“晚饭后从事批判”等语句，并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现实的运动，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广松涉认为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将恩格斯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不是作为理想和运动，而是作为应该建立起来的状态的论述推翻了，因为马克思的这段话与恩格斯的主张显然是矛盾的。恩格斯是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来思考的，而马克思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有这样的话：“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在广松涉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在共产主义论上存在过不同的见解，而恩格斯走在了马克思的前面。
第二，“最初的文本”将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信中体现出来的想法具体展开了。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说：“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是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广松涉认为，后来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的诸论点基本上都以完整的形式出现在恩格斯“最初的文本”中。这些论点包括：(1)从“现实的个人”，也就是说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个人出发；(2)用黑格尔的语义将这一条件的整体，即“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称为“市民社会”，并认为正是“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4)那是起因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广松涉还以“分工”概念为例，指出“最初的文本”中对“分工”的用法是恩格斯的而非马克思的，因为恩格斯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分工概念的，以至于将阶级也置于分工之下。恩格斯以分工这一概念为杠杆展开论述家庭(男女之间的分工)、所有制以及市民社会。
第三，在受到恩格斯批评后，马克思放弃了早年坚持的“自我异化论”。广松涉认为，马克思对在黑格尔哲学中“异化只在思维的圈子里来被思考”感到惋惜，因而曾经利用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与复归这样的哲学的、抽象的模式来立论。而恩格斯则一贯排斥“异化的理论”本身。在恩格斯看来，将经验事象作为自我异化状态加以说明的方式是拙劣的黑格尔派的做法。
在“最初的文本”中，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论述：“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而且他们把我们所描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用‘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来代替先前阶段的个人并赋予先前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广松涉认为，从马克思在这一页的栏外写下“费尔巴哈”并划了下划线可以察知，这段文字或者是其前后对自我异化论的批判给马克思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马克思生前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惟一的部分即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表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8月、9月号上批判格律恩的文章中，构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干的自我异化论已经成了嘲笑的对象。
第四，在“意识形态”、“自然形成的”、“生产力”等基础术语的用法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存在着差异。例如，“生产力”这个词，马克思使用的一直是Produktivkraft及其复数形式，而恩格斯所使用的都是Produktionskraft及其复数。这说明“口述笔记说”是不能成立的，否则就不会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生产力” 这个词时的差异了。
关于“口述笔记说”，广松涉进一步指出：从马克思文章的风格也可以自然而然地想到，马克思的文思并没有敏捷到能直接口述让人记录的程度，要不然《资本论》早就完成了。一般来说，对高度理论性著作的口述与传记的怀旧谈不同，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在好不容易捕捉到了“新世界观的天才性萌芽”的时候，连整理理论点的备忘录也没有就自己口述让人记录，即使是文思如涌的人也做不到。而且1845年那个时候，恩格斯绝不是马克思的“弟子”。如果是对夫人以及魏德迈进行口述还说得过去，另外如果是只要稍加修改便可以定稿的内容也说得过去，让恩格斯记录需要再次誊写的草稿，马克思是不会那样做的。
三、简短的评论
在国外马克思学家中，除卡弗和广松涉外，琼斯、里格比、凯尔纳等人也认为青年恩格斯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琼斯指出，“一些基本的和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最初浮现于恩格斯的而非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9] (P102)里格比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一致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一书中指出，恩格斯在1842—1844年间所作的许多实际历史分析，预示了他和马克思后来所发展的思想：对生产力发展的强调，把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所达致的发展水平联系起来，从阶级权力来看国家的特征，以及对政治经济学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等；[10] (P41)《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中关于生产力社会首要性的论断，关于现代社会分化为两大阶级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衰落及其创造的“产业后备军”的分析，关于国家作为“阶级国家”的概念，关于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说法，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等，显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10] (P63)凯尔纳则从对“现代性”分析的角度考察了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在凯尔纳看来，尽管以前的理论家也对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作了区分，但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对现代性作了严格而全面的历史分析。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是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对现代和前现代社会的区别作了“理想型”的分析。[11] (P174、175)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主导看法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领先于恩格斯，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在这一前提下，国内学术界通常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上存在“对立”，而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通常是抬高马克思而贬低恩格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提出青年恩格斯思想领先于马克思，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实际上，长期以来人们确实忽视了对青年恩格斯影响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问题的研究。尽管人们都承认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从事经济学研究有直接影响，对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很高的评价，但并不认为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在总体上曾领先于马克思。本文所介绍的西方学者对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关系的新观点及系统探讨，也许是片面的，但它促使我们正视这一问题，并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这里先就广松涉的观点作一些初步的评论。
广松涉的观点可以说是非常极端的，其许多立论很难成立。首先，正如彭曦博士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者后记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广松对“ 生产力”这一术语缀词法考证中“3处”与他的说法不相符的例外“终究会被重新判读”的断言，已经被涩谷正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的重新调查所推翻，“这样一来，广松的恩格斯论的说服力自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削弱”。[12] (P378)其次，广松关于在共产主义论方面恩格斯领先马克思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涉及到对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总体把握。根据里格比的说法，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从黑格尔派“目的论”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断裂”。如果真像广松所说的那样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仍然坚持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也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应该建立起来的状态”，那么就说明恩格斯还没有摆脱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目的论”，就大大落后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恩格斯早在《神圣家族》中就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3] (P118-119)这说明恩格斯已经摆脱了唯心主义“目的论”。认为恩格斯坚持共产主义是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这是对恩格斯思想的彻底误解，可以说是广松的恩格斯论的最大败笔。第三，广松关于恩格斯一贯排斥异化理论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青年时期曾经坚持“自我异化论”，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思想称为“哲学共产主义”，[14] 也是同样的思路。问题是此时恩格斯也处于同样的思想发展阶段，甚至由于恩格斯更早地通过赫斯接受了共产主义从而较马克思更早地以“自我异化论”来论证共产主义。按照里格比的说法，1842—1844年恩格斯笔下所描述的是“现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异化的令人沮丧的画面”，而在恩格斯看来，“为了实现人类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这一最终目标，就必然会经过异化的阶段”，因为他相信“进步是人类的本质”。因此，说马克思是在受到恩格斯批评后放弃了“自我异化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当然，广松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分工”、“意识形态”等概念所作的考证，还是很有价值的，其结论也是不可轻率加以否定的。目前笔者正和同事鲁路副研究员利用MEGA2新发表的材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诸概念的情况进行深入的文献学考察，相信得出明确结论之后，就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广松观点的正误了。
注释：
①广松涉的观点最初发表在《思想》杂志1966年9月号上，早于卡弗。《思想》是日文杂志，因此卡弗在写《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一书之前并不知晓广松涉的观点。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把对广松涉观点的介绍放在卡弗之后。
②本部分对广松涉观点的介绍摘引自彭曦译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及补遗：关于所谓的“口述笔记说”，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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